侯麦去世了。这位曾在急风暴雨的法国电影革命中指挥若定的幕后军师，经过20余年恬淡静谧的隐士生活，悄悄地离开了这个世界。他住院一周，法国媒体居然不察，可见他行事低调。《世界报》的评论是“埃里克·侯麦就是法国电影的一则传奇”，我认为正相反：侯麦恰恰是一位没有传奇的导演。侯麦在50年里拍了24部长片，与那些在半个世纪中获得同样荣誉的同龄导演相比，侯麦所选择的生活，以及他的电影风格，都是风平浪静的。侯麦很少制造传奇，也很少拍摄传奇，因此不为当下观众熟知。而他真正称奇的地方，恰恰在于处时代之惊变，安守个人之无为，是“新浪潮”中惟一能与东方哲学心领神会的电影艺术家。 与“新浪潮”时代的法国著名导演差不多，青年侯麦是个铁杆影痴，是一位因迷恋电影而放弃大学教职的影评人。在焦雄屏所谓的“新浪潮五虎将”中，侯麦是老大哥，他比其他四位真正的传奇人物都年长。当年轻的特吕弗第一次见到戈达尔时，他们共同的朋友就是大哥侯麦。作为大哥，侯麦的稳重和博学让他成为新一派影评人的核心，在《电影手册》建立了同盟，掀起了捍卫希区柯克、霍华德·霍克斯的“作者论”笔战。侯麦的文风不像特吕弗那样锋芒毕露，也不像戈达尔那样严肃绝对，而是体现出批评的热诚、学术的严谨和判断的矜持。在特吕弗激情万丈地批判法国优质电影时，侯麦与夏布罗尔写出了犹如电影分析教科书一般的《论希区柯克》。侯麦的文风就像他的学养和为人，温婉而富有说服力，比特吕弗的文章更能代表“作者论”的理论成就。稳重、成熟、博学，巴赞之后的《电影手册》主编非侯麦莫属。 在五位导演中，与侯麦关系最好的是夏布罗尔。夏布罗尔通过祖上的遗产拍摄了“新浪潮”运动的第一部作品，他成功后帮助的第一个人就是侯麦。侯麦是最早拍电影的“电影手册派”影评人，他于1951年开始拍摄短片，却直到夏布罗尔的帮助才拍摄了长片处女作《狮子星座》，这不是侯麦的作品，而是作为影迷和影评人侯麦的作品，我们看到了一部雷诺阿、克雷蒙和罗西里尼的合成品。 在风云动荡的1960年代，侯麦在各种非议中淡出了时代。他先被《电影手册》排挤而离开主编位置，之后，他的“道德故事系列”又被嘲讽为庸俗保守的通俗剧。在热血汹涌的左翼时代，像《慕德家的一夜》这样琐碎的中产阶级故事有何作为？因此，侯麦迅速地从浪潮中息退，成为顽固的保守派边缘人物。同时，美国影评人也对这位“新浪潮”的缔造者丧失了兴趣，开始冷嘲热讽。著名影评人宝琳·凯尔挖苦侯麦是“没有性关系的情色专家”，认为他把“半严肃半滑稽的鸡毛蒜皮当作专长”，如此等等。 拥护风格家希区柯克的侯麦，他的电影不但很少悬疑，更看不到那个在分析茂瑙时头头是道的影评人的影子，他的电影枯燥，琐碎，形式单一，庸常的对白灌满全片，都是一些与时代命运、社会反思和道德领袖毫无关系的凡人琐事。人们问道，这是什么风格？但这种“无风格”恰恰成为侯麦最后难以被复制的“侯麦风格”。如果用一句话概括侯麦的早期作品，就是在不厌其烦的对话中描述青年男女琐碎的情爱欲求，他不像特吕弗那么激情浪漫，也不像戈达尔般信奉革命和创新，侯麦的“道德故事”系列就像发情期男女的心情日记，记录着衣食无忧的人们在工作之余的情爱幻想。以《克拉之膝》这部侯麦较为出名的作品为例，贯穿影片的几乎是毫无景别变化的中景镜头，讲述一个中年男子对少女的性幻想，然而当影片临近结尾，观众全神贯注于那个抚摸膝盖的画面时，我们都陷入了侯麦的叙述圈套，正如鲍尼泽尔所说，知觉降到最低处，才能调动出他全部的叙述资源。侯麦像一位存在于西方世界的日本导演，在不动声色的固守中发展了一种难以察觉的人世怜悯和嘲讽，一拍就是40年，这就是“无为”。 在侯麦的晚期电影中，尤以《沙滩上的宝莲》和《绿光》最有代表性，这两部典型的侯麦电影拍出了“侯麦风格的精髓”。在我的电影记忆中，最后的侯麦就是德尔菲娜看到的那一抹“绿光”，人生缓慢而不厌其烦的情欲挥发中一抹升华。这要求观众有一种浓厚的知性趣味，而不是站在轰然倒塌的大厦前领教道德训诫。 2007年9月，当侯麦带来他的最后一部电影《男神与女神的罗曼史》时，侯麦曾意味深长地说：“拍完这部电影我就退休。”本以为低调的侯麦来了一句客套，没想到一语成真。可喜的是，我们在他的遗作中看到了罕见的被焕发的激情，这种激情始终是隐蔽的，仿佛回光返照，侯麦从“新浪潮”开始，也在“新浪潮”的时代中结束，他或许留下很多传奇，也许什么也没有留下。 2010年1月13日，《东方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