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总觉得娄烨想说的东西，或者他说的方式，跟我很像！这不是套近乎，而且我们的生活方式完全不同，也不包含对于影片的评价（我不能百分之百喜欢《颐和园》，但我认为影片绝对是第六代电影形态中完全没有的思考方式，当然他大胆，投机，有些戏有点不合情理，但这不能否定这部影片的价值），而是他对待问题的某种方式跟我所想的很契合，可能有相似的欧洲留学经历，受到某种类似的刺激而产生了接近的想法？
我这么说是有根据的，这是我当时写的一篇关于《颐和园》的简短看法。娄烨在戛纳记者会上说：他是在拍人，拍个体，而我这篇博客说的恰恰这是问题，他的新片叫《春风沉醉的夜晚》，而我这篇博客也恰巧随口提到了郁达夫这篇小说（他和梅峰不会是读了我的博客吧？）。娄烨的电影不受西方人欢迎，也就是因为这一点，我这篇博客里说：这种写人的方式在西方电影中已经司空见惯了，从安东尼奥尼开始就这样了，但对于中国电影历史来说，这种存在主义的切入角度绝对是重要的，我们的电影忽视渺小的、毫无象征意义的存在。就像《春风沉醉的晚上》不是一篇经典的短篇小说，但它是重要的，大家可以读读夏志清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看看他是如何评价郁达夫这篇不太经典的小说的，然后再以同样的史学视野把娄烨的电影放到近20年的中国电影中，看看我说的是否有道理。娄烨可能做不够好，但似乎只有他一个人在这么做，他不陷入到困扰中国知识分子的宏大话题中，这就是价值。真正的现代导演。
娄烨还想做的是用某种中国美学的东西，推翻西方绘画史统治电影美学的影像模式，比如平面化的构图就是对西方人习惯了景深构图的某种视觉挑战，当然这种尝试因为剧情的变化不可能统摄整部电影，而且我觉得他这种造反效果不大，从禅学角度来看，金基德做得比较好，从文化差异的命题上，李安已经完成了，所以完全从美学思维上去抵抗西方美学传统，这条路不太好走。
在这个角度上看，娄烨根本不是意识形态的敌人，所以造成目前这种情况有点荒诞，因为恰恰相反，他把家国命运民族危亡和政治背景看得很小，而把个体看得很大，个人面临的精神问题在他那里变得非常重要，甚至比政治重要，而人物往往是不太完美的，因为他们在现代社会到来时产生了强烈的精神上的不适应。娄烨电影中那种诚实的、令人触动的、只谈论个体经验的第一人称独白（去历史化的），是过去只在西方电影中才有的经验。
如果娄烨继续向前走，我想他可能会进入一种我想说的“私电影”状态，类似于“私小说”的一种电影，这种电影在法国20世纪末那十年非常多，这些电影不关于任何重大题材和通俗形式，只关心自己周围的个人，他们的生活和情感，有点像给朋友讲述自己的经历，这种叙事的特点是从个体开始，但对待观众像对待朋友一样信任和真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