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冬天，鲁迅这样概括中国的状况：“中国现在是一个进向大时代的时代。但这所谓大，并不一定指可以由此得生，而也可以由此得死。” 借用他后来的话说，这“大时代”“也如医学上的所谓‘极期’一般，是生死的分歧，能一直得到死亡，也能由此至于恢复”。尽管七十多年过去了，若要选一个词来概括对于当代生活的感受，我却还是觉得这个“大时代”最为贴切。经历了十年“文革”的剧烈动荡，又经历了二十年“改革”的曲折变化，当代中国的社会现实正在向人们提出一系列堪称重大的疑问：“如何认识今日中国的巨大变化？”“中国现在是个什么样的社会？”“在‘全球化’的世界格局中，中国的‘现代化’与资本主义是个什么关系？”“在中国目前这样的‘现代化’过程中，国家、体制、社会阶层、统治意识形态…… 发生了什么变化？” “社会是否存在危机？倘若是，那是什么样的危机？它又是如何形成的？”“究竟是哪些势力的活跃正在促成或加剧这危机？在今天的社会中，又有哪些良性的因素，是可以激发起来削弱甚至消灭这危机的？”…… 在今天，任何一个对自己生活的现实睁着眼睛的人，大概都会意识到类似这样的许许多多疑问，甚至感觉到它们的迫人的份量吧。 而我觉得，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正有责任给出对这些疑问的清楚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