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无法容忍独立电影中普遍存在的脸谱化问题，尽管许多出色的影片有一个或几个性格丰富的人，他们或远或近地生活在一种现实中，但那些次要的、被批评的角色则过于脸谱化了，那些看上去令人讨厌的人，没有感情的人，没有同情的人，坏人，象征着金钱、权利、自私、道德放纵、没有怜悯等一切丑恶字眼的人，导演们急于给他们画上令人讨厌的面具，说着僵硬的对白，却不问他们的动机。这种创作态度与刻意地歌颂一类人是一样的，对个体的不负责任，追求一种抽象的意义。每个人都生存在一种动机的自我解说之中，哪怕一个坏人也需要解释自己的行为，他这样做的原因，他是复杂的，他面临着与好人、穷人同样复杂的生存难题，但我们从来没有去问过。
任何人都能理解生活表面的现实悲剧，但他们不一定明白现实深处的悲剧，那些与政治无关的、却每天呈现在眼前的困难，没有答案的，每天在某个瞬间闪现的，现实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个具体的生存环境，但很多文艺作品把他们抽象成简单的对抗关系，这些抽象逻辑和简单因果，让我们的故事不再那么生动，让一群丑恶的脸谱围绕着贫穷、孤独、弱小的主人公，让我们不断远离现实中最生动的部分，某部作品的故事在其他类似的作品中似曾相识地重复着。
政治无法回答任何问题，这句话是基耶斯洛夫斯基说的。
现在来看，讽刺仍然是一种有效的表达方式，但讽刺需要一个负面对象，形成集中的社会效果，它很容易被假设成某一个社会群体，某一类人，但很难假设成某一个人。当讽刺走到无路时，就成了自我讽刺，成了荒诞，但主人公不愿意把责任推给自己，他们希望把责任推给社会和现实，让自己变成纯粹的无辜者，受害者，与之相对的，就出现了罪犯和凶手，这样就成了无辜者和罪犯的故事。如果说现实是一张网，那么很多人的命运是在网眼里，我们有太多人去拍那张网，反复地拍，没有人拍那些网眼的故事。
说到心坎里去了
又换模版了啊。。。
还是那个模板，只是修改了样式。
往往两种极端的人是普遍存在的，能把一碗水端平的人是为数不多的，而能把端平的水放在即不偏左又不偏右的位置上的人更是少之又少。
有些影片故意将故事简单化，他们的立场是正确的，但立场的正确无法解决美学上的偏狭。
能否告之哪些影片是如此？
比如说王超的电影，比如新片《盲山》和《夜车》等，提名字会惹人不高兴，张献民不是说：妓女警察黑社会，穷山恶水长镜头么，这妓女警察黑社会三种人都是扁的，完全是抽象的形象，他们就像巴尔扎克说的，那些为了服务于某种功能而“想象的象征物”，费里尼的《卡比利亚之夜》写的是妓女，但她不完全是一个被动的侵害者，受害者，她是一个活的个体，据说《卡比利亚之夜》上映后不久，Giulietta Masina的包在罗马被摩托党抢了，结果下午又被人送回来，上面写着：Gelsomina，对不起！Gelsomina是《大路》中那个妓女的名字，法国黑色电影里的警察和黑社会，都是人性相当丰富的个体。
谢谢大旗虎皮，我明白了。
您觉得中国有那些影片对个体的人性描写较为丰富？
是费里尼的”卡比利亚之夜”吧?
对，是卡比利亚之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