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话语，并不一定是写出来，话语是一种潜在的对话形态和对话姿态，话语可能存在与文字之间，日常对话之中，也可以存在于电影表达中。对话语批评的愿望由 来已久，可能与我长时间脱离话语环境有关。对话语的批评可以是建设性的，也可能是破坏性的，无论如何，话语批评指涉一种意识状态，那种时代性的，盲目的， 或者是本能的。

一 个人有了同学、同事和师承关系，有了朋友，有了利益一致的志同道合者，于是就有了圈子，有了在相对范围内的对话逻辑和利益逻辑。当话语不可避免地成为和商 品之后，话语就必然成为信息越来越不受某一政治集团和经济集团控制的权利，圈子成为知识分子的某种生存空间，很多人可以放弃社会身份，知识分子的社会身份 在逐渐失效（马尔库塞），但知识份子不但没有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中脱离共同价值，反而不肯放弃某一社群，从被动的选择变成主动寻找圈子，这是一直以来中国知 识界一个极强的特征。

看起来，圈子现象与中国古代的结义文化有深刻的精神根源，实际上，这是根植于时代和社会发展的内布。今天，过去专属 于知识份子的信息，已成为资源和商品，在信息高速公路上畅通无阻。过去彼此相距甚远的东西越来越近，唾手可得，过去的和未来的，正常的和反常的，被允许的 与被禁止的，社会的发展已不再需要按照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进行（阿兰·图海纳），时间和空间都被压缩了，而精神资源的边界被无止境地拓展，所谓的全球化和 无边界，反而促使人们回归到社群时代的的生活诉求，全世界许许多多的人穿一个牌子的衣服，喝同一种饮料，看同一场足球赛，这使社群与政治、经济和技术的关 系完全分离，所以，人们需要在同一化的背景中建立新的社群。
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与权力的关系一直非常“密切”，“学而优则仕”，清代大举才子十 年寒窗图取功名，宋代和清代都有知识分子（甚至是学者）做高官的历史。基于内忧外患的“新文化运动”喊出“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口号，“德先生”被打倒 了，“赛先生”于是成了主流，强国成为时代主题，科学主义、实用主义甚至是激进盲目的实用主义盛行，务实的时代气氛使知识分子地位日见边缘化，毛泽东的知 识分子政策使这种局面达到了极致，知识分子要上山下乡，从工务农。陈思和说，当代以来，知识分子从庙堂来到了广场，失去了原有的中心地位，在我看来，中心 位置的失落，让知识分子说话的场所从居高临下的殿堂，变成了人来人往喧嚣嘈杂的广场，因而“发声方法”取代了他们要说的“内容”而成为主流，崇拜方法论的 潮流愈演愈烈，与其说从“庙堂”到“广场”，还不如说从“庙堂”到“江湖”。广场是没有秩序的，而“江湖”则呼唤一种秩序，新一代知识分子的成长证明了这 一点：在权力体系之外成长，建立一个游离于权力之外、又与权利话语不相冲突的新的话语中心。

这是一种知识分子的本能，在这种本能驱动下 形成的话语，是一种与现实完全隔离的“架空话语”，很多人把“想说的话”变成对西方话语的“研究和演绎”，所以根本不作用于“现实”，也不必作用于现实， 而只作用于“话语”，“话语”之于“话语”就是学术符号和学术概念的翻译和解释，是解释的解释，方法论之下可笑的往复循环的自我论证，而西方学术恰恰相 反，法国学界最擅长创造“新的概念”，但那些概念之所以肆无忌惮地“演生”，是由于“现实”发生了肆无忌惮的变化，为了使话语针对现实更具充分的批判力量 和界说力量，学术语汇也随同物质世界和现实世界的变化而自动更生。当然，这种现象的知识学背景是相当可悲的，因为知识和话语沦为了商品，这是另外的题域。

早 年的文化圈子可以以天然的地理环境作为起点，比如京派和海派。地理条件自然是圈子气质形成的重要原因，但到了90年代，当地理不再对中国文化人的气质有绝 对的束约作用时，很多人开始主动寻找符合自己利益和可能的圈子，吴文光的《流浪北京》恰好纪录了这一代知识群落的文化选择和文化策略，这是一种独特的时代 姿态：我们可以不要工作，不要户口（身份），但是我们要待在北京，要活在圈里子。

朱大可的《流氓的精神分析》里把中国历史上挑战极端话语 的历史进行了梳理，一个有意思的结论是，流氓阶层不是由智识的占有量来界定的，知识分子也是流氓，流氓文化之所在在中国流传，因为知识份子所依赖的“人 民”（某种程度上是所利用的“人民”）始终是流氓的同谋：“在许多情形中，流氓只是种族黑暗的悲剧性承担者而已。……只有人民倾听着这满含激情的喧嚣，并 且要为流氓脍炙人口的事迹进行辩护。正是在这种民间话语的温床里，流氓的公共形像得到了纠正。”于是，流氓话语，作为与西方现代思想史上相对的“流亡话 语”，在中国土地上拥有了反复出现的可能甚至生生不息。当下圈子话语的本质就是一种“流氓话语”，一种与体制游离的、与体制对抗的“权力话语”，有自己的 逻辑、秩序和座次。“学而优则仕”被废除了，“良禽择木而栖”，知识分子拥向江湖，纷纷结义，这在孔子和李白的时代属于英雄末路，铤而走险，但在现代却成 为大势所趋，文化时尚。

江湖有江湖的规矩，话语需要建立一个恒定的规则，在神拜主义下，潜藏着各种不同的话语，一统江湖是暂时的，也是不 可能的，谁都不保神龛倒塌，所以，把知识分子的观点和意见条款化、统一化，本身与知识分子的自我确定性南辕北辙，这就意味着，知识分子的圈子是脆弱的，短 暂的，像田间野草一样生一代、死一代的。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民间起义和倒权运动多数是失败的，自古都是陈胜、吴广、李自成、朱元璋这种农民才是历史颠覆 者，再就是宦官和重臣的篡权，因而，“话语圈子”的存在几乎是没什么精神理想，所谓“共同理想”都是营建圈子的暂时借口，圈子是一种生存的需要，而不是思 想的需要，更不是革命的需要。

在矛盾中，于是演生了现代圈子话语比较新鲜的文化特征：混。“混”是在话语圈子中产生的特定的生存策略，用 对局部的相对利益的妥协，达成对更大的权力机制的对抗，“混”不根据思考和天赋的能力，或者道德约束，“混”是中国式的回避矛盾、圆化事实的能力，是用原 则和立场交换赞同的生存本能。流氓知识者是最容易被收留的人物，从此流氓者有了文化归属。举个例子，如果考入某高等院校的一流专业，在今天，已经不再意味 着“学而优则仕”（当然，官僚预备校还是存在的），而是融入圈子，除了官方体制，独立知识分子已打开一个天下，创造了一个江湖，所以不论官方还是民间，都 使归属某个电影话语圈子成为可能。

“圈子话语”的壮大不可能不影响“电影话语”，基于某种利益的话语，其形式不可能没有代表特征，不可能 不方便产生特定效果的，红色经典电影的价值诉求与其话语制造者的圈子诉求关系是显而易见的。电影可能起源于民间情感，但作用于权力世界，作用于创作者所归 属的圈子。某记者因在体育圈子关系格外不错而神通广大，最后一字千金。

圈子的前提是能把圈子利益转化成当下利益（既得利益），当下利益又 推动了话语生成，所以，在当下中国的电影，从特征上讲，可以概括成2种或N种“圈子话语”，你属于哪个话语，你的电影越在哪个话语体系里能获得最大的对话 可能，而不属于那个圈子的人，想要理解电影意图则要遇到一定的困难，这是时代电影创作的怪圈。人们彼此误读，甚至相互偃越。

因为话语有着 极强的利益代表性，正常时候，小圈子与小圈子之间阳关道是阳关道，独木桥是独木桥，一旦发生矛盾，那么，处在不同圈子之间的对话与辩论，基本上是以既得利 益为起点的，而客观真理性和知识信仰则退为其次，所以对话只能以创造双方共同获益的某种预设期待来相互调和，所以也是短暂的，阶段性的，与当事人的理性想 象有关。

一个罕见的现象是，在电影界，无论官方还是民间，无论娱乐界还是知识界，各种圈子行同揭竿而起的气势，在这种风起云涌的状态下， 作为表达话语载体的传媒则充当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但很多传媒看不到这些曲曲弯弯的肠子，也就不可能形成结实的美学个性，放眼一看，传媒控制者做着梦想赚 钱，谁还管什么圈子，什么话语，掏钱的和赚钱的都是好样的。

因而不同圈子的“话语差异”在媒体上表现得不是很“公开化”，这是个咨询繁杂的时代，人们同时阅读着不同时代、不同阶层和不同口味的文体，大家你来我往，关公战秦琼，谁也不公开自己，自己也不公开别人。

网 络给圈子话语提供了一种特定的公共领域（哈贝马斯），本来应该是个真正的广场，不计身份的对话，多令人期待！真正的交锋和真正的认同！但网络话语空间也在 被分割，ID根本就不具有提供平等对话的的能力，恰恰相反，ID使“话语的割地运动”发展到更广阔的虚拟领域，从而掀起新一轮恩怨，直到各路人马达成一种 相对的平衡。

这是一种文化现实，一种症候，也是电影话语分析的一个起点，分析电影话语不该回避这个现实。

过去的江湖是指 流氓无产者的民间形态，江湖与庙堂相对立，江湖是一套完全不同的秩序与权力的履行者。当然，自从有了江湖就有了庙堂与江湖的勾结，两种力量总是相辅相成， 甚至是相互效仿。相互勾结是在江湖势力达到可以掀动现实秩序时，江湖成为现实庙堂权力的工具，此有《水浒》和《隋唐演义》。知识分子的江湖不依靠身体暴 力，而依靠话语暴力，维系圈子的“内秩序”，这来自江湖对庙堂的效仿，在这种状态下，“流放”成为一种关键的惩罚手段，被江湖和庙堂同时流放的人构成了一 种特殊的精神状态，让脱离者成为没有身份、没有圈子的人，在这一点上，鲁迅恰恰一直是个有身份而没圈子的人，一个奇怪的例外。流放与“流氓”和“流亡”又 不同，“流放”是仍然生存在自己归属的文化土地上，但被剥夺权力，刘少奇属于被“流放”的，他没有被当年任何一个政治圈子所收留，所以他的不死于迫害，而 是死于孤立无援，没人帮他，没人敢帮他。在现实的圈子世界，这种惩罚形式依然存在。

几年以前我曾对“暴力”与“谎言”的关系非常感兴趣， 我发现这样一个被人们忽略的常识，谎言的存在是普遍的，而且越拥有权力的人撒的谎越多，撒的谎越大。谎言甚至成为一种体制化的认同，是公布真相还是假相甚 至成为一种工作条文，一种秩序和一种内化的社会本能。而维系谎言体系的则是暴力，谎言与暴力是一对孪生兄弟，谎言依靠暴力来伪装和维系，而暴力为谎言的实 现提供了可能，在这个角度上讲，说慌最多的人无非就像美国总统，他的谎言是最大的，而往往越冠冕堂皇的谎言背后，越存在一个令世人震惊的施暴现实，这条规 则在现实中屡试不爽。越接近权力的对话，越充满了谎言。有的人跟我炫耀秘密，我觉得秘密越多的人、越不肯公开秘密的人，越与某种不可告人的权力息息相关。

这 就让我想到，是什么体制和渠道能使谎言合法化，在普遍存在的谎言体系里，批评话语是怎样存在的？人文科学的话语有个迷人的地方，不像自然科学话语那样“可 证”，所以，批评（法国新批评派意义上的）和书写（德里达意义上的）在多大程度上存在“可信度”，或者是否话语的传达与实现本身就是具体化的，是一种“圈 子行为”，一种“圣旨行为”？思考和创造能承担多大的分量？为什么有的文章有些媒体就决不发表，而有的媒体却非常欢迎？公共话语空间在多大程度上被圈子话 语所占据？这种话语的割地运动什么时候能呈现明朗的状态？

2004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