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底，应《南方都市报》虞晓毅兄约稿，撰写的四部2007年四部欧洲新片的短评，分别为：《四个月三周两天》、《潜水衣与蝴蝶》、《伦敦来的人》和《我在伊朗长大》。评论越短，越需要字字斟酌，倒也是一种写作的训练。四部影片中，除了《我在伊朗长大》外，我分别还发表过较为完整的评论，读过的朋友就可不必浪费时间了。

《四个月三周两天》，导演：克里斯蒂安·孟鸠

无论如何，获得金棕榈和四项欧洲电影学院奖的影片是要关注的。影片通过一场在两天内发生的堕胎事件，含沙射影地批判了专制体制对青春和人性无以复加的压迫，填补了银幕上齐奥塞斯库时代的空白。影片在近年来罗马尼亚新电影中很具有代表性，那种特写写实主义的风格，压抑的色调，平等的机位和对小事件的充分关注，这些罗马尼亚电影以较低的叙述姿态，显示出新一代罗马尼亚人极高的政治资本和道德资本。本片导演孟鸠的观点是：堕胎，就意味着青年的反叛和不服从，但堕胎这个典型的“人道主义两难”话题，让他在天主教会和欧洲反堕胎组织那里遭到了意料之内到的抨击。当然，它的成功，仍在国际舞台上延续文化弱国以自我揭痂的方式以赢得平等的历史，影片中那个令人惊骇的死胎画面，表现出导演以追求“最高的现实震撼”去参与塑造文化想象的个人选择。

《潜水衣与蝴蝶》，导演：朱利安·施纳贝尔

这就是我所谓“平衡性”特别出色的电影，故事与题材的厚度，以及与这个题材最贴切也是唯一可能的表达形式。施纳贝尔运用倾斜的主观镜头来模拟主人公一只眼睛所看到的失衡的画面，他的流泪、眨眼和失真，配上主人公的内心旁白，以从形式上创造出一个瘫痪的世界，我们在银幕上所能看到的，是限定在主人公的主观视野里的世界，但施纳贝尔没有完全展现这个人物的悲剧，而是让我们去经历他所经历的痛苦和美好，他的愤怒和绝望，柔情和幽默，用残疾的身体展现一个丰满的个体，这是一个有胸怀的艺术家才能做到的。除了这个故事本身给人的触动之外，影片还关心人与人的沟通，导演相信，沟通是从字母表和耐心开始的，现实的沟通障碍仅仅是沟通之难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人们是否有沟通的愿望，施纳贝尔把剧中每一个面对摄影机读字母表的女人都拍得非常性感和美丽，这反射给我们一个渴望做蝴蝶的主人公，想与人沟通，想走出封闭的世界才是他最终活下来的力量，所以影片应该叫“从潜水衣到蝴蝶”才更贴切。

《伦敦来的人》，导演：贝拉·塔尔

这是一部长镜头的奇观电影，一部喜欢品味电影技法的专业观众必看的电影。在132分钟里，导演只用29个镜头就讲完了一部乔治·西默农的侦探小说。只有贝拉·塔尔这样的电影清教徒，才能用黑白胶片拍出这样的奇观。影片的各种长镜头调度像范例手册一样，没有任何两个调度和摄影机的运动是重复的。除了演员调度和摄影机运动之外，伴随着景别、焦距和光圈的变化，贝拉·塔尔还运用了“时空渗透”、“视角折叠”和“光线剪辑”等手段，把长镜头手法用到了极限。影片的另一大特点，是用长镜头去讲悬疑侦破故事，镜头的运动很好地控制住了这个悬念，当然，影片的重心还是对人性的刻画和心灵的挖掘。影片因其缓慢和沉闷遭到一些媒体的批评，对于普通观众来说，影片确实过于压抑、沉闷，它可能不是好看的电影，但绝对是一部绝妙的电影，一旦你接受了导演的节奏和方法，就会不自觉地在结尾为他击节叫好。

《我在伊朗长大》

这是一部让我这样对动画有排斥感的人都能喜欢的动画片。影片根据作者的自传体漫画改编，讲述一个伊朗女孩从伊朗到欧洲的传奇成长经历，一部漫画版欧洲阿甘故事，充满了被漫画化的时代和文化符号。与美国商业动画至高无上的造型细节和像素逼真度相比，这部动画简约得有点寒碜了，它像一部活动版画，所有的华丽、色彩和细腻都被省略，显现出一种简约、朴拙的美术智慧。更重要的是，它不是童话，而是用动画讲述的事实，一种用漫画的方式重新经历的历史和个人命运，她的成长、伊朗内战战争、革命、专制、流亡、信仰和爱情，它不要求你百分之百地把自己假想为一个孩子，相信那些莫须有的形象和杂耍，而是给你始终保持成年人的权利。与美国卡通和日本漫画不同，它成为漫画电影的唯一必要理由，是这个女孩充满童趣的主观世界，否则，它完全可以是一部真的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