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杀虽然经常发生在战争中，但不能把屠杀和战争混为一谈。这是阿伦特说的。站在屠杀面前，如果像在战争面前，选择一个历史主义的中立立场，无疑等于帮凶。在人类行为中最邪恶、最恐怖的种族屠杀面前，艺术家没有选择全身而退的权利。
《南京南京》试图用一个战争题材的立场为南京大屠杀做出解释，个人野心大于历史责任，这有能力的问题，更有见识的问题，陆川对南京大屠杀的认识方式，完全是受好莱坞大屠杀话语和战争话语影响而建立，而不是面对历史事实，他的语法和表达不是来自反思，而是对好莱坞屠犹话语的拙劣模仿。尽管《辛德勒的名单》也是饱受争议，但《南京南京》就连《辛德勒的名单》的责任感都没有达到。
《辛德勒的名单》完成了犹太大屠杀话语从欧洲到好莱坞的转型，用戴锦华的理论说，这个转型意味着屠犹话语在电影中，从精英文化转移到大众文化。但我不太认可朗兹曼等人对斯庇尔伯格的批评，《辛德勒的名单》诚然有问题，但斯庇尔伯格在作品中基本完成了好莱坞犹太大屠杀的话语建构，这个建构对于塑造当下人的道德责任和政治警惕是合理的：还原－归罪－反思－反思的反思，其中最重要的一环，不是还原，不是反思，而是对反思的反思。我们看到1993年之后的大屠杀题材的影片，落脚点是反思的反思，比如《钢琴师》对波兰人面对大屠杀态度的修正，比如《朗读者》中历史罪责对战后德国第二代生活的影响等等。（关于犹太大屠杀的电影话语，请读7月我将发表在《电影艺术》上的陋文一篇。）
《南京南京》的问题在于，他把大屠杀这个独特的人类历史罪行，解读成一种普通意义的战争的结果，而不是法西斯暴力机器有计划、有步骤的屠杀，崔卫平说他慌腔走板，已经是嘴下留情了。影片中对历史角色的历史修正都集中在中国人身上，我们甚至没有看到这些屠杀命令是谁下达的，和对日本高级战犯这些table killer的揭示和批评，更没有建立一个反思的反思结构。但无论是犹太人群体拍摄的大屠杀电影，还是德国人的反思电影，归罪（认罪）这个情节都是必不可少而且必须具有表达的透明度，比如辛德勒离开工厂时的忏悔，汉娜在法庭上的供认等等。但《南京南京》居然脸这个使命都想逃避，更不用说对反思的反思根本没有。
《南京》甚至没有认清大屠杀的历史性质，而把他处理成简单的暴力再现，用反战的情怀去包裹人类独裁时代犯下的历史暴行和良知的泯灭，就这样的电影还能受到马可·穆勒的亲睐，实在让人匪夷所思。几乎每一部大屠杀电影，无论是纪录片还是剧情片，几乎都有可以称为弗洛伊德式“精神服丧”的镜头，缓慢的在受难地平移镜头，就连《朗读者》也加入了这么一段，塞尔日·达内认为这就是在为死去的亡灵完成精神的葬礼，可《南京南京》不但没有反思的反思，不但没有精神服丧，甚至还再现了军国主义、独裁时代日本的荒唐的祭祀。不但可笑，而且可悲。
可悲…这就是学电影理论的结果…
为什么这么说？虎皮这篇写得是真好啊。学电影理论有什么可悲了？没知识没见识，还不自知，才是真可悲！
认同你的观点．
艾未未说他很幼稚
《南京南京》不但没有反思的反思，不但没有精神服丧，甚至还再现了军国主义、独裁时代日本的荒唐的祭祀。不但可笑，而且可悲。
赞同！支持！
感谢丽军的支持，欢迎丽军常来看看！呵呵。
陆川的片名里还有俩感叹号呢
写得不错。
这种事只能发生在没法反思自己，只好替别人反思的社会。
朗读者在反思设置上就很巧妙，片子的本质还是修正德国人在大屠杀议题中的印象，因为不论你同情谁，都是在同情德国。但作家很聪明，观众会被影片的其他问题所吸引，比如尊严问题，比如无知是否有罪的问题，比如忘年爱情等等，但本质还是修正主义的，比如最后一场戏，犹太幸存者奢华的生存环境是小说中没有的，这暗示了屠犹话语的现实受益者是犹太人甚至以色列，但为了安全起见，导演还是加了少年去集中营“精神服丧”的段落，这是解释他为什么没有揭露女主人公的主要原因，因为他有罪恶感，这么处理很安全。影片最后那段对话也改了点内容，都是暗指今天的权利变化问题。
鲍曼也有类似“屠犹话语的现实受益者是犹太人甚至以色列”的表述呵
这个其实是不用说的，事实如此。屠犹话语通过好莱坞，让全世界人们对犹太命运的同情，转化成巴以多年流血冲突中对以色列的同情，这是显然的，鲍曼的现代性与大屠杀写于1989年，这已经进入对大屠杀的“反思之反思”的时期，而且这本书的重点并不在讨论谁是屠犹话语的受益者，而是通过大屠杀反思，清理现代性的伦理问题。
其实不只是鲍曼，欧洲许多学者都看到了好莱坞屠犹话语的问题，这个话题如果说开说就太大了，埃德加·莫兰自己就是犹太人，但他去年在法国文化台甚至要拍桌子反对以色列！这成为欧洲知识分子反思历史的一个起点。
表达一下陋见, 您说他电影里再现了军国主义、独裁时代日本的荒唐的祭祀, 我自己的理解是我确实看到了 荒唐 绝望 矛盾 痛苦
有的概念一定要有在所有的大屠杀电影中出现么 比如精神服丧? 会不会太教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