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与辛德勒

屠杀虽然经常发生在战争中,但不能把屠杀和战争混为一谈。这是阿伦特说的。站在屠杀面前,如果像在战争面前,选择一个历史主义的中立立场,无疑等于帮凶。在人类行为中最邪恶、最恐怖的种族屠杀面前,艺术家没有选择全身而退的权利。

《南京南京》试图用一个战争题材的立场为南京大屠杀做出解释,个人野心大于历史责任,这有能力的问题,更有见识的问题,陆川对南京大屠杀的认识方式,完全是受好莱坞大屠杀话语和战争话语影响而建立,而不是面对历史事实,他的语法和表达不是来自反思,而是对好莱坞屠犹话语的拙劣模仿。尽管《辛德勒的名单》也是饱受争议,但《南京南京》就连《辛德勒的名单》的责任感都没有达到。

《辛德勒的名单》完成了犹太大屠杀话语从欧洲到好莱坞的转型,用戴锦华的理论说,这个转型意味着屠犹话语在电影中,从精英文化转移到大众文化。但我不太认可朗兹曼等人对斯庇尔伯格的批评,《辛德勒的名单》诚然有问题,但斯庇尔伯格在作品中基本完成了好莱坞犹太大屠杀的话语建构,这个建构对于塑造当下人的道德责任和政治警惕是合理的:还原-归罪-反思-反思的反思,其中最重要的一环,不是还原,不是反思,而是对反思的反思。我们看到1993年之后的大屠杀题材的影片,落脚点是反思的反思,比如《钢琴师》对波兰人面对大屠杀态度的修正,比如《朗读者》中历史罪责对战后德国第二代生活的影响等等。(关于犹太大屠杀的电影话语,请读7月我将发表在《电影艺术》上的陋文一篇。)

《南京南京》的问题在于,他把大屠杀这个独特的人类历史罪行,解读成一种普通意义的战争的结果,而不是法西斯暴力机器有计划、有步骤的屠杀,崔卫平说他慌腔走板,已经是嘴下留情了。影片中对历史角色的历史修正都集中在中国人身上,我们甚至没有看到这些屠杀命令是谁下达的,和对日本高级战犯这些table killer的揭示和批评,更没有建立一个反思的反思结构。但无论是犹太人群体拍摄的大屠杀电影,还是德国人的反思电影,归罪(认罪)这个情节都是必不可少而且必须具有表达的透明度,比如辛德勒离开工厂时的忏悔,汉娜在法庭上的供认等等。但《南京南京》居然脸这个使命都想逃避,更不用说对反思的反思根本没有。

《南京》甚至没有认清大屠杀的历史性质,而把他处理成简单的暴力再现,用反战的情怀去包裹人类独裁时代犯下的历史暴行和良知的泯灭,就这样的电影还能受到马可·穆勒的亲睐,实在让人匪夷所思。几乎每一部大屠杀电影,无论是纪录片还是剧情片,几乎都有可以称为弗洛伊德式“精神服丧”的镜头,缓慢的在受难地平移镜头,就连《朗读者》也加入了这么一段,塞尔日·达内认为这就是在为死去的亡灵完成精神的葬礼,可《南京南京》不但没有反思的反思,不但没有精神服丧,甚至还再现了军国主义、独裁时代日本的荒唐的祭祀。不但可笑,而且可悲。

《南京与辛德勒》上的12个想法

    1. 为什么这么说?虎皮这篇写得是真好啊。学电影理论有什么可悲了?没知识没见识,还不自知,才是真可悲!

  1. 《南京南京》不但没有反思的反思,不但没有精神服丧,甚至还再现了军国主义、独裁时代日本的荒唐的祭祀。不但可笑,而且可悲。
    赞同!支持!

    1. 朗读者在反思设置上就很巧妙,片子的本质还是修正德国人在大屠杀议题中的印象,因为不论你同情谁,都是在同情德国。但作家很聪明,观众会被影片的其他问题所吸引,比如尊严问题,比如无知是否有罪的问题,比如忘年爱情等等,但本质还是修正主义的,比如最后一场戏,犹太幸存者奢华的生存环境是小说中没有的,这暗示了屠犹话语的现实受益者是犹太人甚至以色列,但为了安全起见,导演还是加了少年去集中营“精神服丧”的段落,这是解释他为什么没有揭露女主人公的主要原因,因为他有罪恶感,这么处理很安全。影片最后那段对话也改了点内容,都是暗指今天的权利变化问题。

        1. 这个其实是不用说的,事实如此。屠犹话语通过好莱坞,让全世界人们对犹太命运的同情,转化成巴以多年流血冲突中对以色列的同情,这是显然的,鲍曼的现代性与大屠杀写于1989年,这已经进入对大屠杀的“反思之反思”的时期,而且这本书的重点并不在讨论谁是屠犹话语的受益者,而是通过大屠杀反思,清理现代性的伦理问题。
          其实不只是鲍曼,欧洲许多学者都看到了好莱坞屠犹话语的问题,这个话题如果说开说就太大了,埃德加·莫兰自己就是犹太人,但他去年在法国文化台甚至要拍桌子反对以色列!这成为欧洲知识分子反思历史的一个起点。

  2. 表达一下陋见, 您说他电影里再现了军国主义、独裁时代日本的荒唐的祭祀, 我自己的理解是我确实看到了 荒唐 绝望 矛盾 痛苦
    有的概念一定要有在所有的大屠杀电影中出现么 比如精神服丧? 会不会太教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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