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樟柯谈大片

这篇访谈在Howie的博客上看到,读完了,说的真好。转过来。 以下是思考题,大家共同思考: 第一:中国大片是否为中国电影的基础工业做出了实际的贡献?在哪里?票房是否可以等同于这种贡献?中国大片的实际资本是来自中国还是好莱坞?大片的制作和发行的所获利润是流入中国还是好莱坞?资本的血腥性质是什么?崇尚资本的文化工业是否有希望?是否有益于一个骨血脆弱的国家?中国大片的投资来源是否是健康的?可循环的?它是否能给我们带来一个健康的电影工业?英国的票房17亿美元,它有自己的民族电影工业吗?英国年轻电影人能生存吗?韩国票房是10亿,它有自己的电影工业吗?韩国每年出现多少个新导演? 第二:假设所有的知识分子、艺术家和业内人士都反对大片,是否会影响大片的票房和生存?相反,所有的知识分子、业内人士和艺术家都支持大片,是否会增加票房?面对文化资本主义,知识分子的立场是什么?布尔迪厄所说的“文化资本主义的僵尸”是什么? 第三:中国电影产业的发展是否提供了一个平等的竞争平台?大片的出现对这个平台的建立是起到正面作用还是负面作用?正面有哪些?负面有哪些?资本与权力结合之下的工业,是否会提供健康的产业和价值观?谁是大片工业中真正的受益者? 访谈内容在里面……

精致的平庸

作者:hooxi,选自:现象网(刚改良了速度) 面对某些电影,我沉思良久,一直没有合适的评语给它们。 我说的不是画面精良、布景光鲜、演员漂亮、音乐震撼的所谓“大片”。我说的是某些陈义高远、一出笼便能够得到影评人交口称赞、甚至被世界上最著名的电影节肯定的所谓“艺术电影”。 这些电影的制造者一般受过良好的电影训练,有着很深的艺术修养,对自己正在做的事情了如指掌,从编剧、摄影、表演、音乐、剪辑各个部分精益求精,你看到的第一眼便毫无疑问地知道:这是个“好”电影。它们“好”到让你哑口无言。它们知道自己的“完美”。它们的每一个要素都有备而来,并且从观众那里获得精心计算的“预期收益”,心安理得。它们让一些正在困惑于电影方法的人悲观绝望,因为“好”的电影正在源源不断地每年产生出来,尽管你或许认为,它们对于伟大的电影艺术所贡献的最新“遗产”正比其前辈们越来越少,但这并不妨碍它们成为小尺度的电影史上的优秀之作。它们或许只满足于这一点,因为,当代的批评话语已经无可争辩地认可了下面的“艺术事实”:真正的、完全的“创新”从来都是“浪漫的谎言”。迄今为止,电影史上所有的新的创造都已经完成,电影已经成为一种 “古典”艺术,后来者只需在某个确定的范围内达成“精致”便可能成就一部无可非议的“好”电影——这有点象围棋中的“收官”,你只要“正确地”计算并实施某些已成为“格律”的步骤,便可以最大限度地赢得“空间”。因为大局已定;电影史就留给你这么有限的空间;翻盘的可能性不是没有,但是微乎其微,除非你是个绝对的、横空出世的“天才”。但这样的“天才”只能出现在电影史的早期。那时,一切皆有可能;而我们现在已经丧失这种优越的可能性。这大概就是所谓的 “影响的焦虑”吧。治愈这种“焦虑”的药方,就是承认我们不是天才。我们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制作”电影,而不能“发明”某种“制作”电影的“新方法”。电影上的一切“方法”都已经产生,并在世界各地专业的电影学院里被讲授;学生们的任务是:用这些有来源的“方法”来“制作”一部“新的电影”。它们的 “新”也所剩无几:那是一些未被表现过的“题材”,一些未被表达过的“观点”。电影就这样成了一种成熟的“表达工具”和“表达语言”。2000年以来,世界上最著名的三个艺术电影节戛纳、威尼斯和柏林的选片人的任务变成了寻找那些表现了“新的现实”的电影。其中,戛纳突出了政治,威尼斯突出了底层,留给柏林的,就只有“性”了。2000年以来,这三个电影节所嘉奖的电影中,《华氏911》除了给美国总统罗列罪状之外,其电影“方法”陈旧不堪,甚至可比最普通的“政论片”;《断背山》除了西部牛仔+同性恋之外,其摄影、音乐、剧作、表演皆为二流好莱坞商业电影的“方法”,尤其可笑的是,在西部美丽的日照下,每一个场景中的人物都呈现出平庸的“侧逆光”;而在某一届柏林电影节上,一位只顾裸露自己身体的华人女星居然堂而皇之地成了评委,那一届的金熊奖给了谁,甚至在电影节结束之后再无人提起。而今年的戛纳金棕榈奖,彻底变成了诺贝尔和平奖:《风吹稻浪》如果不是表现北爱尔兰,结果会怎么样?一部标准的、精致的、因而也是在电影“方法”上不值一提的平庸的电影而已。评委们在投票时,大概忘记了戛纳电影节自己宣称的“contribute to the evolution of motion picture arts”的宗旨。这几年电影节传出的消息大体上都是:评委们在做决定时颇感踌躇,没有哪一部电影是在意见几乎一致的情况下胜出的。我想,大概和这些被选片人弄过来的电影基本上都似曾相识、水平难分高下有关吧。说到“水平”,自然和选片人的眼光有很大关系。当电影节(在这个世界上唯一能够被期许对电影“艺术”做出判断的地方)已经不再关注电影“艺术”(或者“方法”)的时候,选片人自然将目光更多地放到了“题材”的考量上。而对于“艺术”,则往往难以从电影史的角度去考察,更多可能是从某种心照不宣的“既定”规则去衡量该片是否是一部“制作出色”的作品。

他们以为拥有了“世界”

有了配乐,有了手机和Flash动画,也有贾樟柯捧着精良设备兴奋地玩出的几个漂亮长镜头。乍一进门,你以为走错了房间,这是贾樟柯家么? 《世界》是不一样的贾樟柯电影,但贾樟柯还是那个贾樟柯。形式变了,贾樟柯不变。他说:我这几年面对的现实已不再是小武那样的现实,于是,他自己动手更新视听语言。 多少有点不习惯,但基本做到位了。贾樟柯用《世界》跟现实掰腕子,他一直掰到最后,虽然精疲力竭,但确实竭尽了全力。 改革开放初期的山西小城变成了21世纪的首都北京,我终于看见了贾樟柯眼中的楼宇和霓虹,立交桥和宽阔马路,城市的车流和充满豪华装饰的KTV包房。中国大都会散发着她特有的骄傲与冷漠的金属光泽,一切的调子都有点冷。 不变的是贾樟柯关心的现实,普通人在社会和城市变迁中的命运状态,视线、节奏和隐藏在摄影机背后的那种关切的情绪与冷静的回味。 当成太燊开着车经过宽敞但空旷的新建公路时,《世界》给中国城市瞬息变化的时代现实淡淡地添加了一丝荒凉注脚。 他们不是一个人,他们是一群人,来自山西,或来自遥远的高加索,他们悄无声息地涌进北京,试图在这座城市和“世界”不断变迁的现实中找到自己的生存空间,他们曾经很满足,因为他们成为了公园歌舞团的舞蹈演员,公园的保安和警卫或者一名建筑工人。 他们靠自己的身体赢得这个城市的收容,赢得世界的收容,也是他们的身体为城市欲望的扩张和时代的变化付出了代价。换句话说,《世界》是关于理想的故事,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理想,在社会的剧烈变迁中,他们对理想的定义也不断受到外在世界力量的残酷修正。 也许,《小武》想找个女朋友,《任逍遥》里的男孩想证明自己不上大学也能立足,那么《世界》里的他们则被现代都市的各种气息包围着,他们的愿望浸泡在光怪陆离的生存里,被来自不同时代、不同地域和不同阶层的人与事包围着,这就是他们的世界。 赵小桃遇到的阔老板,成太燊遭遇的温州女人,二姑娘的工程队和来世界公园参观游览的游客,《世界》是有野心的,他妄图通过一个窗口,打开中国社会广阔的界面。 威尼斯首映时,当外国观众在《世界》里看到那些游客骑着骆驼一下子就从巴黎铁塔走到埃及神庙时,他们笑了,这时,“世界公园”变成一个荒诞的生存区域,而他们就是在这样的虚拟世界景观里快乐或不快乐地活着。 事实上,那仅仅是一座城市,一个公园而已,这是人与世界之间虚假的相互占有。当赵小桃、成太燊从世界公园的一个景致走向另一个景致时,这种人与世界的虚假关系建立起来,比如世界公园的广告词:“你给我一天,我给你一个世界”。 你可以笑一下,你有权对他们简单、幼稚、甚至荒诞的小小满足付之一笑,但你在《世界》的结尾会承认,其实你也对理想付出过代价。 我问一个法国影评人为什么喜欢《世界》,她说,因为真实,贾樟柯让真实的人在他真实的环境里走来走去,这就是生活,这就是巴赞要的电影。 温州女人问成太燊,世界公园里有“美丽城”吗?成太燊说,没有。女人拿出一张照片,她十年前的男人站在巴黎美丽城的地铁口,我心理惨叫一声,天哪,那不是 Belleville吗?天晓得有多少中国移民在“美丽城”过着跟赵小桃、成太燊们一样的生活,一个“虚拟的巴黎”,他们也是为了生存和理想从一个世界来到另一个世界,可那同样荒诞,我太了解这个“世界”了,他们时常愣愣地走在充满飞快法语的大街上,偶尔看一看真正的艾菲尔铁塔。他们在真正的世界公园里艰难地呼吸,人们却以为他们赢得了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