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琪长春访谈

舒琪,本名叶健行,香港影评人,现为香港演艺学院电影电视学院院长,兼任香港艺术发展局艺术顾问,香港艺术中心电影顾问,曾任香港电影评论学会副会长,曾在多个电影节、奖中担任评委。他高中时代起为杂志写电影评论,后入香港大学英文系。在校期间曾为电视连续剧写过剧本《花劫》、《冤狱》。不久任香港《电影双周刊》杂志总编。同时写作电影剧本,当助理导演。1981年执导《两小无猜》获国际天主教金巨奖。1986年执导《老娘够骚》于1988年送日本香港电影博览会展映,1990年执导纪录片《没有太阳的日子》、曾受委托为《霸王别姬》、《悲情城市》作电影市场宣传,他是一位经写作影评而走上导演道路的电影人,因而具有某些与欧美新电影导演同等的经历。他的电影作品还有《虎度门》(获亚太影展及台湾金马奖最佳女主角奖)、《基佬四十》(获洛杉矶Outfest电影节评审团特别奖)、《爱情Amoeba》、《十年…》等。监制作品有《北京杂种》(张元导演)、《邮差》(何建军导演)、《极度寒冷》(王小帅导演)、《初恋无限》、《阿李爸爸两个大盗》等。

很多人的电影启蒙都是从录像带时代香港的武侠片、喜剧片开始的,从录像带到DVD,多年以来,电影的传播方式已经有了很大变化,而香港电影本身从高潮到低谷,又经历了一个怎样的发展历程呢?香港电影人本身,对香港与内地的电影工业发展持一种什么样的态度?10月21日,应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邀请,香港著名电影人舒琪来到长春,记者有幸和他进行了对话。

《东亚周刊》: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对电影感兴趣的?您怎样看待“看电影”的方式?

舒琪:我记忆中看的第一部电影的第一个画面,非常有趣,那是上世纪50年代的黑白片《车底惊魂》,记得那个画面是有一列火车迎着镜头飞驰过去,我当时大概6岁左右,非常好奇,为什么火车开向摄影机,没有把摄影机撞到呢?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很久,我追求这个答案,所以对电影发生了浓厚的兴趣。现在看电影有很多方式,可以在电视、电脑,甚至手机。在我年轻的时候多数时候电影都是在电影院看的,我觉得看电影就该在电影院。我常说:电影是我的宗教。电影是很神圣的,在电影院里,你处于一片黑暗之中,在电影的整个时间里,都只有你和电影,没有人可以打扰你,过去科技手段没有现在这样发达,想重看一部电影,只有再去买票,然后你想记忆一些片段,只能用记忆力。现在我还保持这样的方法,最近还将同一部电影看过七遍。电影院的银幕能把电影的魅力,例如宽银幕的那种张力充分表达出来,而其他方式是做不到的。

《东亚周刊》:武侠片在香港电影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导演中您之前一直非常推崇徐克,那么您可否谈一谈您对徐克的武侠片的理解呢?

舒琪:我相信武侠片对很多我们这一代的电影人都有很大影响,在我们还是学生的时候,每个中学生都要看武侠小说,而且都是非常入迷。我记得我曾在一个暑假内把金庸的小说都看完了,那个时候流行租小说,一本一本都很薄,租到没钱的时候甚至去偷,但是那种痴迷与冲动回忆起来真是很有意思,晚上睡觉的时候,我还偷偷在壁柜里打手电看,我想我的近视也应该是看武侠小说造成的,真的是非常沉迷。

我猜这种经验徐克应该也有过,每个在香港、台湾的导演都会起码想拍一部武侠片。徐克有一个特点,就是喜欢把旧的东西翻拍,几乎每次他开创潮流的电影都是翻拍片,他的翻拍有自己独特的方法,那就是他会赋予旧题材新的时代性的演绎,例如《黄飞鸿》,老的《黄飞鸿》时代背景模糊,故事简单,就是每一部都铲除一个恶霸,但徐克拍的新的《黄飞鸿》和时代密切相关,他把黄飞鸿的年纪降低,还有他和女性的关系,都演绎出来,所以就更加有趣,还有《倩女幽魂》、《英雄本色》等电影,《英雄本色》也是翻拍自1967年的老电影,《刀》也是来自于邵氏的《独臂刀》,他很喜欢从老的东西着手,但用新观点去拍,原创性强。

《东亚周刊》:最近有两部香港导演的作品《白蛇传说》和《画壁》,我只在影院看过这两部电影的预告片,发现里面的“妖怪”似乎有些相似,这就引出一个问题,表面看电脑技术会丰富电影的内容,但似乎实际情况恰恰相反,3D技术对电影来说真的是好事吗?您对香港与大陆合拍的武侠片又是怎么看的?

舒琪:我一直觉得金庸的《神雕侠侣》和《雪山飞狐》应该重拍,因为用现在的技术完全可以解决和“神雕”、“雪山”有关的奇幻场面难以表达的问题,但很遗憾目前为止还没有相对成功的片子出来。

电脑技术对武侠片的作用毋庸置疑是推动性的,但现在拍武侠片最困难的是要把握特技效果在电影中的比重,李安是个成功的例子,他很能够借助特技手段把武侠小说的韵味表现出来。有电脑特技以后,电影创作者的想象力应该会得到更好的发挥,但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我觉得懒惰是一个原因,很多人没有把电脑特技真正地和本土特色结合起来,这样反而局限了自己的想象力。

武侠电影相比别的电影来说需要更多的资金,近几年这一类型的片子转移到大陆,可是大陆导演拍武侠片有一个硬伤,他们特别强调时代背景,哪一朝、哪一代,尽管有很多虚构,但电影里面的人物多数受政治影响,主角大多数代表正义一方,例如《英雄》《十面埋伏》,这种对时代背景的迁就使得这些电影在想象力上很欠缺,所以不好看。

《东亚周刊》:不仅是武侠片,香港与内地近几年有很多题材的合拍片,有很多人提出“港片不港”、“港片已死”的言论,对此您怎么看,你是否觉得将来有可能两地电影会融合为一?

舒琪:合拍片是香港回归后,电影市场开放程度加大的影响,大陆经济飞速发展,有很多投资方愿意把资金投入到电影上来。香港电影曾经经历了低潮期,很大的原因是香港电影流失了东南亚的市场,例如新加坡、马来西亚,还有台湾。

香港电影当年是如何走入高峰的呢?首先一个原因是当初台湾电影市场的变化,在上世纪80年代,台湾的电影投资方和院线是统一的,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操纵了电影的方向,香港电影刚刚发展起来的时候,电影中的明星对票房的号召力非常大,当时香港的电影明星多,很多台湾女演员都来香港发展,例如林青霞、王祖贤、张艾嘉等。台湾片商愿意在香港购买版权,也是因为明星的原因。但是随着港片在市场上的走俏,其版权费也越来越高,渐渐地甚至赶上了对电影投资的费用,所以很多台湾投资方改为选择直接在香港投资拍电影,这导致香港整个电影工业一下就蓬勃发展了起来。但问题是,当时整个工业非常注重追求拍片数量,幕前幕后均是如此,最后到达了一个非常疯狂的程度,巅峰的时候只要有明星,有类型,就能拍片赚钱,而且都盈利很多,很多时候片子还没拍,就已经赚钱了。这个时候,很多其他工业的资金都投入到电影工业中来,香港巴士公司、珠宝公司、钟表公司,甚至黑社会,都投资拍电影。

所有人都拍电影,渐渐地就变成了滥拍,观众一次次被骗,有一个例子,一部武侠片里有很多明星,但除了所有明星只同时出现过一次以外,就没有两个明星同时出现过的镜头,服装设计让每个角色都戴着帽子,观众不能发现所谓的明星大多数是替身。从那时起香港电影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资金流失,在香港回归前后,港片几乎已经到最低潮了。

现在,香港电影人和大陆的电影人有很多合作,香港电影的两大特色是功夫片与喜剧片,但是实际上,因为历史、语言等原因,两种类型的影片都难以在合拍片中得到很好的发挥。内地电影工业可以说是刚刚起步,目前掌握了一定的资金,并拥有庞大的市场,他们需要香港电影工作者的技术与经验,但目前两地电影应该是处于一个过渡期,因为技术与经验可以很快就被吸收。香港电影有很多优秀的传统与特色,在技术的输出过程中往往很快地被吸收,例如袁和平和吴宇森,他们的班底在好莱坞,让香港电影中拍摄功夫片的经验与技术在好莱坞电影中得以应用,并发扬光大,好莱坞电影人很快就把这些技术与手段吸收过去,甚至做得更好,随后就不再需要香港电影人的合作了,我觉得如今大陆电影工业也处在同样的阶段。

所以我认为,香港电影人主观上没有进步,电影工作者们经历过低潮,信心与创造力已经有所衰退了,所以很难再回复,如今很多香港电影人更多地着眼于市场、投资、资源,他们现在做的事,就是怎么样在最后的阶段最有效地利用现有的资源,所以很难进一步创作与翻新。香港电影有自己优秀的传统与优点,我个人还是希望香港电影人能坚持自己的东西,延续自己的风格。

《东亚周刊》:您和很多大陆的第五代、第六代导演都有合作,那么您对大陆一些著名的导演,例如张艺谋,是怎样看的?

舒琪:张艺谋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导演,他很早就明白西方电影与东方电影叙事传统的不同,而且也明白在两种文化交流过程中,作为电影导演要做出怎样的妥协。怎么理解这种电影的差异呢?比如我们看一部英国宫廷片,或者罗马宫廷片,作为中国的观众,我们对西方历史不了解的时候,我们很难接受。同样道理,西方观众看我们的电影,应该有同样的感觉。好莱坞电影是面向全世界的,因为好莱坞电影的叙事手法,是全世界大部分的观众都能够接受的。这种叙事手法,很快发展成一种框架模式,例如好莱坞电影强调从开始到结尾人物一定要有转变。

张艺谋应该是内地导演中第一个懂得这个道理的导演,在西方,张艺谋的电影认筹度最高的是他的《大红灯笼高高挂》,这部电影的故事非常简单,它是虚构的,但追求表面的合理性,并按照西方悲剧结构进行。这是一个时代模糊的故事,甚至把它放在别国的历史环境中也是合理的。当时很多人都说他是在讨好外国人,我觉得有一定道理,但我觉得倒不能说是讨好,只能说他充分照顾了西方的票房。之所以说他很聪明,是因为他找到了一个让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都能接受的方法。

我做过《大红灯笼高高挂》等电影的海外宣传,了解到一些事情,当时在做《一个都不能少》的时候,同时也在制作《我的父亲母亲》。当时《一个都不能少》是要给戛纳电影节,而《我的父亲母亲》则是给威尼斯电影节。在《一个都不能少》送去戛纳之前,我看片时有一个困惑,在影片之后有很长的字幕,看似电影中的人物是真实的,但按合理性推断故事又是虚构的,所以我和张艺谋通了电话核实这个问题,他表示是虚构的,最后也没有接受我的建议。最后《一个都不能少》折戟戛纳,我觉得《一个都不能少》电影非常好,拍摄手法都非常特别,他是懂得很多手法,但却有些过了。

《东亚周刊》:近日,美国《华尔街日报》刊登了一篇名为《梦工厂在中国》的文章,文章中透露,梦工厂将在上海建立动画公司,致力于制作适合中国观众口味的动画片。像《功夫熊猫》一样的动画片,我不知道在香港情况怎样,但在国内上映时遭到了一些人的抵制。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舒琪:好莱坞出品过一些有中国题材背景的影片,包括《花木兰》,还有《功夫熊猫》,有很多中国人无法接受外国人将自己的东西拍出来再卖给自己,其实我觉得大可不必。目前为止,只有美国影片能在世界各地发行,建立市场。为什么每个电影导演都想得到奥斯卡,我觉得荣誉感其实不是最重要的,很大程度是因为其传播性,因为其能够在世界范围内转播。

中国是世界最大的电影市场,好莱坞很看重中国市场,《花木兰》、《功夫熊猫》不能说是专门给中国人看的,它只是觉得中国电影市场很重要,它们的创作方法,以及讲故事的手法还是打着深深的好莱坞烙印的。我觉得比起抵制,我们更要反思自己如何看待外国文化,不仅是美国文化,还包括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化。

20111年11月21日,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209室
文章未经舒琪本人审阅,经过其允许后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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