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来说只有两种好电影，第一种是能激发理论热情的，面对这样的电影，我们能感受到用知识和智性的力量穿越一部杰作的快乐，而且我相信，无论用多少理论都不过分，因为理性的打磨会使那些好电影发出更耀眼的光华。但对另一种电影，我却永远也舍不得拿起理论的武器，我曾试过可不知道该怎么开始。对这类电影的爱，不仅是出于理性那么单纯。

强迫我用理论来分析自己珍爱的电影，好比一个法医动手解剖自己的情人。在一个充满热忱、激情的影迷心里，总有一些电影是属于爱的部分，他永远不能解释他对那些影片的爱是怎样产生的。对我来说，那属于成长，那些电影已在内心世界完成了，那种情绪强烈又异常脆弱，不再需要用什么理论去打扰和破坏，那是青春消逝的个人遗迹。

1982年，波兰导演基耶洛夫斯基（Krzysztof Kieslowski）让一个医学院学生威特克（Witek）在一个站台上奔跑着，去追赶一辆开往华沙的列车。基耶洛夫斯基仅让威特克奔跑了几秒钟，而这几秒钟却决定了威特克一生三种不同结局。我非常喜欢这部电影，可我说不清为什么。16年后，德国导演汤姆·蒂克伟（Tom Tykwer）再次重复《机遇之歌》（Przypadek，1982，又译《盲打误撞》）的形式，同样是一个开始、三种结局，但汤姆·蒂克伟却让他的罗拉（Lola）整整剧烈地奔跑了90分钟。我也非常喜欢这部电影，我甚至分不清更喜欢哪一部，从此以后，我就把自己“爱”的电影与“命运”作比，这样的影片不但能分析，更重要的是他们能“经历”，看那些电影是在“经历”那些电影，仿佛经历一场命运。荷马站在沉重的历史面前，偏偏选择了诗的语言发出喟叹，人总有那么一天，有那么一瞬间，会站在命运面前惊讶得出了神，“爱”上一部电影就是这样的状态：站在电影面前仿佛站在命运面前，理智的防线轰然消退，我们惊得出了神。

很多导演都很懂理论，但他们绝不会想把电影献给电影理论家，他们要的是有血有肉的观众。如果他们把自己的感情小心翼翼地埋伏在每个画面里，那么，一个优秀的观众会准确无误、一个不剩地把那些感情再捡拾出来。我们可以用理论来形容这个过程，却没法用理论来揭示那种神秘的沟通。

当我看到马小军在阳光灿烂的下午一个人走在四合院的屋脊上时，看着戈尔特察科夫（Gortchakov）端着蜡烛一遍又一遍地走过温泉时，我决定拒绝用精神分析或者符号学来解释这样的画面，而会乖乖地变成一个观众，一个命运的经历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