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没有写网志，但这不意味着我很久没有想问题。当我很久没有遇到真问题时，就会感到不安。真的。

黄文杰兄寄来了他的书稿，并嘱咐为这本即将出版的书写点什么。对于还从没有独立出版过书的我来说，这有点勉为其难。我没有发言权。但我还是答应并写了一篇。我觉得黄文杰的做法与我是否独立出书没关系，他尊重我，并期待我的看法。人们不依赖世俗的文化等级来评判品味，是很难实现的。我期待一个没有权威的时代的到来，人与人是平静的欣赏关系。黄文杰的观点有许多是不避俗见的，这些观点被表达得很隐蔽，但读到那些句子时，还是让我很兴奋和不安。此外，他的勤奋和执着让我想到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选择与电影生活在一起。对于那些偶尔看看电影的人来说，这是个伪问题，但对于那些很久以来看电影、写电影，并且以后仍不断这样生活的人来说，这个问题太真了。

这是我最近想的所谓真问题。电影教员也好，影评人也好，导演也好，技术人员也好，当你决定与电影生活一辈子的时候，必须先回答自己这个问题：你为什么要与电影生活在一起，你与电影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它给你带来了什么，你给它带来了什么？你与电影的位置是什么？你的理想以怎样的方式在电影中实现？

每次回国，被别人问到最多的问题是：现在法国学界都在研究什么问题？最前沿的方法是什么？诸如此类吧。但真诚的讲，6年的法国学习，我真的不知道法国学界的时髦是什么，法国让我学到一种散漫的学习状态，我也很想融入某个学派或潮流，最终我让我感兴趣的和学习的，都是最古典、最传统的东西，换言之，在学习艺术的基本知识，但我觉得收获不小。

偶像崇拜是现代的一个显著精神特征，随之而来的是二十世纪的方法论时代，造就这个时代的是现代知识生产体系内部的学科分化，我们被概念家族及其后继的“主义”包围着，但是，方法真的能抵达本质吗？这个方法论时代的基本假设，没有人去问过，每个人都信奉方法范式，并且“主义主义者”把各自的方法阐述为有如释经学一样，成为通向真理惟一正确的阶梯，让我感到方法论时代濒临终结。

可能受硕士期间的论题影响，我始终是一个敌人不特别明确的人，我感觉自己没有敌人，而最大的敌人是自己，所以很长时间在自己身上寻找力量，你可以说我是一个“向内”充满敌意的人，向内的敌意导致了向外的被动警惕，直接结果是我的写作形成某种中立，至少在政治上正确方面做得非常失败，在左面和右面的人都不喜欢我，古典的和激进的也不喜欢我，学术体制不喜欢我，大众传媒也不喜欢，我不知道中立是否会导致平庸，但我确实不再相信盲目的东西，对那些集体狂热总是本能地保持距离，左也好，右也好，古也好，今也好，我不知道在这之外是否真的会发现什么，至少不用这些既定的结构去思考问题，而是返回到人原初的或终极的问题上。但我尊重那些能提供发现的人，他们能告诉我这个世界被遮蔽的部分。就像在信仰上，我是个不可知论者，我无法证明上帝存在，也不能证明他不存在，而中国的信仰状态则是超市式的，儒释道基督教天主教，有气功，也有厚黑学，只要你有信仰，就能找到神，这就为各种不道德提供了精神的合法性。所以我不知不觉地成了怀疑论者，阴谋论者，可触及的真相永远是巨大假象机器的齿轮。这让人沮丧。有时候发现自己对现实淡漠，对激进的和被动的东西缺乏好奇和同情心，所以我以为，只有对现实丧失了信心的人，才会选择诗意地栖居在电影中，这可能是理想主义的逃避，从这个角度看，电影是阿波罗式的，他给人以梦境般美好的现实，沉醉其中，保持乐观。近代美学三大家中，蔡元培排名最后，但他有一个让我至今都感到震惊的观点：以美育代宗教，西方人永远不敢这么说，何其振聋发聩的理想主义。

过去我写过许多关于后现代主义的幼稚感想，现在读到有人写后现代主义，就觉得好笑，中国有后现代问题吗？仿佛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正在像中国一样经历现代，而现代社会的病灶像掀翻蚁窝的蚂蚁一样四处蔓延，我觉得其中一个最被遮蔽的是偶像崇拜，后现代是一个拆除偶像崇拜的过程，个体的尊严和独立人性构成了集体的文化进步，而不是信仰或追随某个方法、偶像，后现代心态仿似本雅明写到的在博物馆中漫游的逍遥自在，如果中国的知识分子真的倡导并为这种所谓后现代精神做了实际的努力，那我倒真的对后现代充满向往了，但不是，似乎人们在努力成为英雄，变得牛逼，成为持久的被崇拜物和代言人，而人们的个性则主动依附在巨大的神话外衣下，把个人的懦弱、不安、盲目、无知和卑微隐蔽在偶像之下，以集体的、被崇拜的价值遮蔽个体，让彼此感到温暖，安全，满足。这种精神依附结构仿佛星相学，为零散的星光寻找一个集体的象征物，并解释它们每一个个体。比如每个人都有民族尊严，但这种是与个体尊严相匹配的，一旦它依附于“主义”时就令人难以靠近了。

期待每个人以自由而独立的尊严，取代英雄崇拜，人与人以高贵的方式欣赏自己和对方，不以外在赋予的身份去判断自我和他人，似乎是另一个后现代的乌托邦，至少在中国很难。但我还是渐渐发现我的很多朋友具备这个优点。

从这个角度出发，我想到《太阳照常升起》不是一部方法论时代的作品，因为方法论时代的人无法解释它，人们不能摆脱固有的形式和方法的范式去判断，这倒与我曾经想过的电影本身就是写作的想法不谋而合了，电影越来越具有这个趋势，至少少数艺术家在进行这种尝试，它可能不在形式和方法上甘愿做历史证据。

世界是平的，怎么理解这句话呢？我的理解是，知识分子多数都相信思想的历史积累是进化论式的，比如今天何苦再谈古典艺术？何苦再重复古人的话？别人这么说过，我就没必要说了，我要说比古典更加进化的观点，世上有过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和新浪潮，又何必再拍现实主义呢？所以他们思考的问题和在公众领域的表述在不断沿着西方中心论向上艰辛爬行，其实呢，历史上的表述没有一处是过时的，随便翻开一本老书，感觉他们谈的都是今天的问题。卡尔维诺说，什么是经典，第一次读时像是重读，而每一次重读时都像第一次读的作品，就是经典。历史是平的，过去人们思考的真问题，在今天的地面上仍清晰可见，可偏偏大家视而不见。我在假设，人类的思想本身不是进化论式的，所以根本没有过时或不过时之说。

一位法国画家在家中默默去世了，朋友们打算在26日给做一个纪念仪式，他叫Roland Buraud，François Bossière的好朋友，其实艺术并非有传统或现代，这是传媒带来的分化，他的作品让人不觉得架上绘画真的就像人们宣判的那样消亡了。

最近诸多朋友的来信无暇及时回复，深感不安，最近我正在为还债奔波，最近汤姆·蒂克伟的电影里不是说：谁控制了债务，谁就控制了世界吗？呵呵，真的是这样，我向别人承诺过太多，导致债务缠身，此外还要履行义务，我不太埋冤这种状态，因为是我自己找的，其次，越是急的事情，越应该缓着做，因为急的事情往往意味着价值，你不能辜负这个价值，反而要小心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