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帖置顶：前年冬天读西祠上旅美学者王卓异的文章时有感而发的一些话。我把老标题改了，这里权作对朋友们提问的回答。我不想再就这影片和关于左派的问题与任何人讨论了，拜托别再问了。关于网络，我要补充一点：西祠论坛，我每次登陆要好久，而且发言要审查超长时间，所以干脆不去了。读这文章，又想到扬米巴老师和罗展凤老师那让人“操心”的博客，每次打开要N久时间，blogcn堪称中国笨重、落伍的博客程序之首（其次是新浪），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人还喜欢留在那里“受虐”，卫西谛不是搬出来了么。可能最早在那里，就不愿意费事搬了？Cinepedia.cn怎么样？

西祠上出现这么一篇文章，叫《颐和园：今天，我们怎么作左派？》，后面有些跟贴，其中有张献民的，都是扬米巴惹的“祸”， 因为文章来自扬米巴多年前的一篇文章《今天，我们怎么作左派？》。

由于登陆西祠太费时费事，我贴在博客上，对于《颐和园》的政治隐喻问题，我与这位仁兄的看法完全相反。

我们先放下影片在具体的时代背景、政治背景以及文化工业背景所能产生的各种解释，不谈娄烨这个人，不谈参加不参加这个那个电影节，不说影片在此时或彼时有什么具体的效果和利益，不谈那个声明，只说电影本身，电影的表达方式。我当然不是置疑这些切入点的有效性，何况以上观察和评判作品的方式已存在了几千年。

我们只看电影。这个电影里，有很多属于历史范畴的东西，也就是说，是那些属于国家的、民族的、历史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时代的……同样，也有很多属于个体范畴的东西，也就是说，我的，你的，他的，爱情的，内心的，无意识的，青春的，冲动的……

两相比较，我喜欢《颐和园》的地方，恰恰在于如何处理两者的关系上。与第五代、第六代的代表影片相比，同样是面对这样两个范畴的选择，在《颐和园》选择了个体，而历史仅仅是背景，甚至是相当模糊的背景，远远地在后面，而站在前面的，是个体，是一个活生生的有问题的个体。它不再像第五代的作品，比如，当我们面对《活着》《霸王别姬》《蓝风筝》这些电影时，你几乎必须从“中国、历史、时代”等类似的词语开始你的陈述，而面对贾樟柯的电影，你则必须开始于这样的语体：一代人，一类人，一群人。而在《颐和园》里，我们开始于“个体”，开始于一个人，开始于你，我，她，开始于某个人的某个事。这或许还不太清晰，但确实如此，影片的重心，已经从“前现代化”问题时期的病灶，即时代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转移到具体的生命个体中，这个转移是一个基本态度的转变，它对于中国电影非常重要。那些把历史放得远远的，而把镜头放得与人近近的，这样的影片只有《阳光灿烂的日子》和《鬼子来了》，近期这类影片是《红颜》。这种不太能被人发现的变化，就像西方现代小说的集体视角转移一样，（我指卡夫卡之于巴尔扎克意义上的转移），至少值得我们去挖掘其重要性。当然，这也许是一个“有限的重要性”，就像郁达夫的《春风沉醉的晚上》，它出现了，但作品的力量是有限的。也许这种转变在影片中还不太明晰，这也是影片主创最大的问题：距离还不够近，还不够勇敢，你已经足够轻视、蔑视历史了，为什么不彻底地偃越它？比如《铁皮鼓》中那孩子的尖叫。

我们，我是指“我们”，看这部电影时，可能很容易就陷入一种“前现代性”（刘小枫意义上的）的习惯性思维和想象中，自然就出现了这类所谓的隐喻论断，我们始终摆脱不了纠缠了中国知识分子一个多世纪的命题思维（对家国命运的关注，对民族兴衰的感悟），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们如果坐在一起，一边拉片，一边分析和比较，你就会发现，其实《颐和园》有很大的不同，这种不同，转变，对于世界电影来说，可能是个零，因为西方电影从1960年代开始就已经这样拍个体了，拍张三李四了，而不是张三李四的所处的宏大历史，但对于中国电影来说呢？从具体的生命个体开始，反过来去体察现代人所面临的精神难题，可能才刚刚开始吧。

至于“怎么做左派”，我们不能把西方的左派观念盲目嫁接和移植到中国吧？

文章链接

西祠这个破地方，现在越来越慢，它可以打包送给互联网博物馆了，你也可以进我的博客里看这篇文章。

颐和园：今天，我们怎么作左派？

三年前，在黄亭子读到扬米巴的《今天，我们怎么作左派？》，这个标题至今记忆犹新；两天前，在西雅图看到《颐和园》，有些镜头可以过目不忘。

看过这部影片，起初心存抵触。进入历史研究过久，我更容易接受象《鬼子来了》这样的影片，以清晰的叙事勾勒出对抗主流意识形态的另一种权力结构。《颐和园》视觉上的力量，却与并置的爱情与历史之间的叙事空洞一起，使我怀疑历史事件会不会沦落为没有指向的视觉奇观。

昨天从下午到晚上，有两次机会和来访西雅图的娄烨作长时间的交流。他的看 法使我得以反思自己的立场：过于看重理路，忽略了隐喻同样是理解世界的一种方式。周伟在宿舍里掌掴余虹的一幕，被娄烨看作对整个历史事件的核心隐喻。与西 方媒体津津乐道的主流阐释不同，那并不是一场敌我双方的对决，而根本是一场未遂的爱情。余虹看到了感情的危机，她以为以一种最后摊牌的方式留在那里不走就 可以解决这个危机：“除非你打我我才走！”多年累积的感情使她不相信周伟真地会动手——周伟不但动了手，而且变本加厉。暴力的介入震惊了双方，他们都试图 后退，在自己原有的立场上作出妥协和补偿，然而感情最终凋零。

李缇说周伟喜欢温柔的女孩，世界上任何一个强权也都如此。今天的统治在哪 里都是脉脉含情，充斥着自由与和谐的浪漫，在进入你的身体或掌掴之前，总是指给你看爱情。所谓的批判知识分子，往往是与一种强权对立的姿态还没有摆足，就 急切地向另外一种投怀送抱。李缇和周伟不同，在北京的夜晚他们是自由主义的右派，在柏林的白日却是马列主义的左派。强权的同归殊途置换了他们对话的位置， 他们的立场却从未改变。

然而，在今天，当左派的高调被用来钳制言论自由，右派的高调被用来维护血腥的掠夺和剥削；当超女唱响主旋律，跨国资本玩转中国规则；当面前的权力结构形左实右，甚至左右开弓的时候，这个问题却愈发蹊跷，每一个具体对话中立场的选择也更加艰难。

那么，今天，我们怎么作左派？

王卓异 11/16/2006 于西雅图

原文发表时间：2006年11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