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帖置顶：前年冬天读西祠上旅美学者王卓异的文章时有感而发的一些话。我把老标题改了，这里权作对朋友们提问的回答。我不想再就这影片和关于左派的问题与任何人讨论了，拜托别再问了。关于网络，我要补充一点：西祠论坛，我每次登陆要好久，而且发言要审查超长时间，所以干脆不去了。读这文章，又想到扬米巴老师和罗展凤老师那让人“操心”的博客，每次打开要N久时间，blogcn堪称中国笨重、落伍的博客程序之首（其次是新浪），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人还喜欢留在那里“受虐”，卫西谛不是搬出来了么。可能最早在那里，就不愿意费事搬了？Cinepedia.cn怎么样？ 西祠上出现这么一篇文章，叫《颐和园：今天，我们怎么作左派？》，后面有些跟贴，其中有张献民的，都是扬米巴惹的“祸”， 因为文章来自扬米巴多年前的一篇文章《今天，我们怎么作左派？》。 由于登陆西祠太费时费事，我贴在博客上，对于《颐和园》的政治隐喻问题，我与这位仁兄的看法完全相反。 我们先放下影片在具体的时代背景、政治背景以及文化工业背景所能产生的各种解释，不谈娄烨这个人，不谈参加不参加这个那个电影节，不说影片在此时或彼时有什么具体的效果和利益，不谈那个声明，只说电影本身，电影的表达方式。我当然不是置疑这些切入点的有效性，何况以上观察和评判作品的方式已存在了几千年。 我们只看电影。这个电影里，有很多属于历史范畴的东西，也就是说，是那些属于国家的、民族的、历史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时代的……同样，也有很多属于个体范畴的东西，也就是说，我的，你的，他的，爱情的，内心的，无意识的，青春的，冲动的…… 两相比较，我喜欢《颐和园》的地方，恰恰在于如何处理两者的关系上。与第五代、第六代的代表影片相比，同样是面对这样两个范畴的选择，在《颐和园》选择了个体，而历史仅仅是背景，甚至是相当模糊的背景，远远地在后面，而站在前面的，是个体，是一个活生生的有问题的个体。它不再像第五代的作品，比如，当我们面对《活着》《霸王别姬》《蓝风筝》这些电影时，你几乎必须从“中国、历史、时代”等类似的词语开始你的陈述，而面对贾樟柯的电影，你则必须开始于这样的语体：一代人，一类人，一群人。而在《颐和园》里，我们开始于“个体”，开始于一个人，开始于你，我，她，开始于某个人的某个事。这或许还不太清晰，但确实如此，影片的重心，已经从“前现代化”问题时期的病灶，即时代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转移到具体的生命个体中，这个转移是一个基本态度的转变，它对于中国电影非常重要。那些把历史放得远远的，而把镜头放得与人近近的，这样的影片只有《阳光灿烂的日子》和《鬼子来了》，近期这类影片是《红颜》。这种不太能被人发现的变化，就像西方现代小说的集体视角转移一样，（我指卡夫卡之于巴尔扎克意义上的转移），至少值得我们去挖掘其重要性。当然，这也许是一个“有限的重要性”，就像郁达夫的《春风沉醉的晚上》，它出现了，但作品的力量是有限的。也许这种转变在影片中还不太明晰，这也是影片主创最大的问题：距离还不够近，还不够勇敢，你已经足够轻视、蔑视历史了，为什么不彻底地偃越它？比如《铁皮鼓》中那孩子的尖叫。 我们，我是指“我们”，看这部电影时，可能很容易就陷入一种“前现代性”（刘小枫意义上的）的习惯性思维和想象中，自然就出现了这类所谓的隐喻论断，我们始终摆脱不了纠缠了中国知识分子一个多世纪的命题思维（对家国命运的关注，对民族兴衰的感悟），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们如果坐在一起，一边拉片，一边分析和比较，你就会发现，其实《颐和园》有很大的不同，这种不同，转变，对于世界电影来说，可能是个零，因为西方电影从1960年代开始就已经这样拍个体了，拍张三李四了，而不是张三李四的所处的宏大历史，但对于中国电影来说呢？从具体的生命个体开始，反过来去体察现代人所面临的精神难题，可能才刚刚开始吧。 至于“怎么做左派”，我们不能把西方的左派观念盲目嫁接和移植到中国吧？ 文章链接 西祠这个破地方，现在越来越慢，它可以打包送给互联网博物馆了，你也可以进我的博客里看这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