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Maurizio Lazzarato

大旗虎皮2005年8月试译
原文：Du biopouvoir à la biopolitiq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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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代以来，米歇尔·福柯通过生命政治这个概念，给我们提出了一个今天已变得日益明显的话题：“生命”与“生物”成为新政治与新经济战略的筹码。他也同时向我们展现出，“生命的历史进入”（l’entrée de la vie dans l’histoire）与资本主义的兴起息息相关。实际上，从18世纪以来，权力（pouvoir）与知识（savoir）的展布就已被纳入“生命过程”以及检查与修正这些进程的可能性。“西方人慢慢地明白了生物在一个生命世界中的含义，以及拥有一个身体，生存的各种条件，生命的各种可能性，个人和集体的健康，大家可以调节的各种力量……” 只有生命与生物，只有物种和它的生产条件才能被变成政治斗争的筹码，在人类历史上构建一次彻底的更新。“数千年来，人还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一个非常具有政治生存能力的生物。现代人是政治中的动物，他的作为生物的生命受到了质疑。”
基因专利与智能机器的发展，生物技术及其在生命力量中的应用，给生命权力描绘了一个崭新的图景。这些战略把讨论纳入到生命自身的形式中。
福柯的工作正是以间接地描述这些新的生命权力为轴心的。如果权力把生命视为训练的客体，那么，福柯所感兴趣的正是去指出那些在生命中抵抗权力的东西，通过这种抵抗，创造了一些主体化的形式和从生命权力中退出的生命样式。我以为，如何定义一个新的“从19世纪以来便被大政党与大的政治机构占有的政治产生途径”的条件，正是贯穿福柯全部思考的一条重要线索。实际上，“历史中生命”（vie dans l’histoire）之论述已被福柯阐释为构想一个从身体出发并从“把伦理主体思考为政治主体”的力量出发的崭新本体论，用来反对仅在“权利主体”的形式下思考它的西方思想史传统。
福柯拷问权力，它的展布及其实践，不仅从一种服从理论和承认形式出发，更从全部的“权力游戏”所能牵连的“转变能力”与“自由”出发。被这个“历史中生命”论说确认的新的本体论，使得福柯能在与自我关联的构建和与他者关联的构建中衡量“主体自由”的价值，对于他来说，这就是“伦理自身的物质”。哈贝马斯以及一些提倡法权国家的哲学家没有因把福柯思想与特权目标相混淆，因为这种思想代表着在一种人之权利与交流的超验伦理学中做出的彻底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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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乔治·阿甘本（Giorgio Agamben），在一部生命政治概念研究领域的重要著作里指出，旧有的政治学与理论建立了一种区分，在生态（zoé）与生命（bios）之间、在自然生命与政治生命之间、在发生在家族表达里的单纯生物人（simple vivant）与发生在政治表达里的政治主体人（sujet politique）之间，因而从这种区分看来，“我们不可获知。”对于福柯来说，在政治领域内的生态论说建构了现代性的决定性事件，描绘了古典思想中哲学与政治范畴的一次彻底转变。但这种在生态与生命之间、在作为单纯生物与政治主体之间进行区分之不可能，不也正是最高权力行为的产品？或一些新兴力量在最高权力“没有指涉”的领域的行动结果？阿甘本的回答在这二种抉择之间显得太过模糊且反复不断地摇摆。按照福柯的回答，生命政治是一种新的力量原动力的统治形式，这种原动力能在各种力量之间表达出古典社会没有发现的一些权力关系。
随着这项研究的逐渐展开，这个原动力可被描述为一种创造与反抗的多重且异质的强权（une puissance multiple et hétérogène de résistance et de création）的出现，它对所有先验秩序和在其之外的全部控制彻底发出质疑。生命权力的诞生与对最高权力的重新定义，对我们来说，仅在这个基础上才可以被理解。如果，这种建立在主体间（sujets）之自由（libérté）的基础上、建立在它们对他者的驾驭（conduites des autres）能力基础上的这种权力原动力，仅在福柯的晚年才以严谨的方式被表述出来，我才认为，那他的全部著作都通向了这一成果。
通过政治经济的发展，福柯分析了“历史中生命”的进入。福柯论证了当经济（作为家族政体的）与政治（作为政治政体的）相互融合时，权力技术是如何变化的。
当人们思考如何“管理个人的方式，善良人，人们在家族内部制造的各种财富，成为一个家族的好父亲，知道如何指导他的妻子、孩子和仆人，知道如何使家族兴旺，知道为了家族安排获许的通婚，如何引入这种小心，这种谨慎，这种家庭之父到国家治理之父之间的关联时” ，生命权力的新的展布便诞生了。
但为什么必须要研究这种政治经济学中的现代性“秘密力量”？包括政府-人口-经济间关系在内生命政治参照于奠定本体论与政治学之间的新关系的力量原动力。福柯谈论的政治经济不是古典经济学家论及的劳动力和资本的政治经济，也不是马克思式的“生物劳动力”的经济批判。它指一种力量的政治经济学，它既非常接近又远离以上两种观点。与马克思的观点非常接近，是因为为了榨取“更多力量”，作为生命之人与有“物”之人关联的协调与要求问题，不是简单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本体论问题。远离，是因为福柯批评了马克思及比照资本与劳动力关系而缩减各种力量间关系的政治经济学，他从这种匀称的二元关系出发寻找所有权力关系和整个社会原动力的源头。恰恰相反，福柯所言之政治经济学统辖着着“一个完整的复杂物质领域，可以利用自然资源、劳动力产品及其流通、商业的拓宽，然而也有道路和城市的整合、生活条件（居住、饮食等）、居民数量、他们的寿命、他们的精力和他们的工作才能。”
政治经济, 作为生命政治的结构意群，因而包括权力的展布，它允许对社会身体（corps social）共存的生产力关系之多样性进行马克思化，而且，也作为以劳动力（travail）与资本（capital）关系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
在表述了新的权力关系的政治经济中，为了描述这些关系，福柯需要一种新的政治理论和一个新的本体论。的确，生命政治“扎根”并“嫁接”于要求与服从关系的多样性上，在权力“使协调化、使惯例化、使叠加化”的各种力量之间，它们不是个体简单而纯粹的透射。现代性根本的政治问题不是唯一且至高无上权力的源头问题，而是根据要求与服从关系作用并反复作用的力量巨大数量问题。男女之间、师生之间、医生与患者之间、老板与工人之间的关系，以及所有福柯为社会身体的原动力所举的例子，是在每时每刻都联系、暗示一种权力关系的生产力关系。如果根据这个描述，权力是从底部开始自我构建的，那么必须对权力展布的建构展开一种上升（ascendante）的分析，从在“被总的统治形式和总是更普遍的机制所授予、殖民、使用、屈从、变形、惯例化”之后的无限小的机制出发。
因此，生命政治正是这些定位于生物创造更多生产力的权力关系的战略合作。生命政治是一种战略关系而不是一种言说律法或创建至高无上的权力。用福柯的词来说，“协作并使完成”是生命政治的功能，甚至在以这种方式运作时，使之重新认识到它不是该权力的源泉。它协作和它完成一种无法自我显现的来自“外部”的力量。生命能力总能催生它自身以外的东西。（Le biopouvoir naît toujours d’autre chose que l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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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政治经济试图统治生产力的社会化，这使高级权力形式陷入危机，强迫生命政治拥有了“内在性”，且从其治理技术到整个“社会”都逐渐加强。也总是生命政治使权力在展布中一分为二，变成“补充的”和“不兼容的”，使其在今天通过“内在的超验性”表达出来，即高级权力与生命政治的合体化。
的确，治理/居民/财富之艺术的连带系的产生，彻底取代了至高无上权力。福柯并没有否认对至高无上权力的分析，他指出根本的强权不继续伴随着一般权力，因为权力是“盲的和虚弱的” ，而是伴随着构建了“社会”或者“社会身体”的生产力。只有权力是虚弱的和盲的，才能意味着它失去了其效果：它的虚弱是本体论性的。从这个观点出发，当我们描述福柯权力关系分析的线索时，比如不同展布之间的连续与替代，我们无法提供助益，因为生命政治的展布没有取代至高无上权力，而是“使其基础问题更锐利”而取代了其功能。
“我们必须不能把这些东西理解为一个纪律社会对一个至高权力社会的取代，然后，一个所谓政府社会对纪律社会的取代。事实上，这是一种三角形：至高权力、纪律和把居民作为首要目标的政府管理。” 也就是说，我们更应该同时思考在政府、居民、政治经济序列里的强权里，有区别地自我发生、自我传播的不同分布的显现。
因此我们就能把生命政治的发展不理解为是一种单向的权力关系的组织，而是保证内在协作和生产力战略的必要性吗？令我们感兴趣去强调的是支配生产力社会化、至高权力和生命政治的动力与原则的区别。它们之间的关系只有在生产力的异质和多重行为的基础上才能被把握住。没有对“自由”和对权力反抗的陈述，现代权力的展布是不能被理解的，而他们的可理解性将不可避免地被代入某种政治科学的逻辑。正如福柯以下述方式所表达的：“抵抗因此是第一个到来的，而且它高于过程中的生产力；它强迫，在它的效果下，权力关系发生变化。因此我认为抵抗高概念是最重要的词，是这种动力的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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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70年代时，福柯曾想过根本性地通过战争与战斗的模式给权力一个新的定义。在这种理解权力和社会关系的方式下，存在一种力量的“自由”（一种独立与自主），但它只作用于仅被包括在“从他者处剥夺”里的一种自由。实际上，在战争中有强者和弱者，有狡猾的和幼稚的，有胜利者有失败者，这些都是 “活跃而自由的主体”，这种自由甚至仅由对他者力量的占有、征服、强制而组成。
福柯让这种权力模式作为反对合同与至高权力的哲学-法学传统的“好战交锋力量”发挥作用，他已经被单独地列入了应用解释社会关系的强权（ la puissance）、区别（la différence）与自由（la liberté）这些概念发生的范例。但这种区分的“哲学”把其领会为人与人之间所有的关系，及其之所以如此的那种属性，比如统治关系，也是有风险的。试图与福柯思想相对峙也是行不通的。但身体并不是已经并总是处于权力的展布之中，权力，不是一种单向关系，不是一种对工具展布所施加训练一样的个体所进行的极权统治 ，而是一种战略关系。权力被每一种社会力量所训练并且经过身体，不仅因为它的“全知全能”，而且因为这些社会力量也是身体的强权。权力来自于一个基础，即其构建自身是多重而异质的关系。我们所提及的权力是一种合体，一种协作和一种力量多样性之间关系的完成。如何从这种建立在强权、差异和“普遍统治”模式的力量自主之基础上的新权力概念中脱离出来？如何使一种“自由”与一种不仅服务于统治和反抗的强权发生呢？
为了回答这个疑问，福柯发展了从战争模式向“治理”模式的过渡。这个治理的题域已经在福柯的的思想中被表现出来因为它定义了生命政治的权力训练。在80年代的转折时期，思考“治理艺术”构成了福柯所操作的替代，不仅作为权力战略，或生命政治的战略，也作为主体关于其自身及关于他者的行为（action des sujets sur eux-mêmes et sur les autres）。他在古代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如何主体变得活跃？自我管理与他者管理是如何打开生命政治的治理艺术的独立主体化过程？因此，“灵魂的统治”就成为政治斗争的砝码而不唯独以生命权利行为的质态为砝码。
这种向伦理学的过渡是分析福柯权力观的内在必要。吉尔·德勒兹强调有两个福柯，是有道理的，一个对权力进行分析的福柯和一个主体概念存在问题的福柯。在福柯的全部著作中都存在一个疑问，即如何理解无限小的、播散的和异质的权力关系，而使这些关系无法在治理中或在抵抗现象中自我解决？ 这种新的力量本体论如何能使一种未出现过的政治建构过程和独立主体化过程发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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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到了80年代，福柯在伦理学那里绕了个圈子，才又回到“权力”的概念。在最后的一些访谈中，福柯表达了一种批评，因为他考虑“就象许多其他人，他对权力的概念也不是非常清晰，没有使用到最确切的词汇来形容。”在回首往事时，他感到自己的工作就是一种分析和在西方文化背景中对作为人类存在的不同主体化形式的历史，甚至是对权力展布之变形的分析。“所以不是权力，而是主体，建构了我研究的基本主题。”
对权力展布的分析因此应该，不应有半点模糊，不仅来自于成为生命政治的机制动力，也来自于主体之“自由”的力量动力出发，因为人们来自于机制去提出权力问题，人们将突然面对一种“权利主体”的理论。在这个最新的定性的“权力”理论中，福柯对一个范畴里经常被混淆的三个概念进行了区分：战略关系（les relations stratégiques）、治理技术（les techniques de gouvernement）与统治状态（les états de domination）。
首先，他确认必须讨论权力关系，尤其是属于权力的，因为重点应该放在这些关系本身之上，而不是关于这些术语，后者是其产物和先决条件。对作为“无限小的、活动的、可逆的、不稳定的”权力游戏之战略关系的特征描述，已经是70年代以来的既成事实。福柯在80年代提出的新概念，并早就成为福柯从尼采“权力”理论里吸取而演变成“战略关系”的内容，正是权力在爱情关系、师生关系、夫妻关系、父母子女等关系的内部自我测试的形态。这种形态被定义为“一种关于行为的行为”，它由“引导他者态度”的意志自行铺展。
“我觉得必须在作为战略游戏的权力关系和自由之间进行区分——它令一些人尝试指定他者的行为，令另一些人尝试其行为不被指定或尝试以回应方式指定他者的行为——和统治状态，即我们通常称谓权力的东西。” 权力因此被定义为一种结构他者行动的领域的能力，一种介入进他们行动可能的领域的能力。这个新的权力概念展开了在战斗与战争模式中暗含的，但还找不到严谨表达的，为了获知必须预先确定的，为了思考权力训练，力量在关系运用的，都潜在地成为“自由”。权力是一种行为模式，对“反应主体”，对作为自由的“自由主体”。
“因而，一种权力关系与使权力关系成立的两个无庸置疑的元素相关联：‘他者’（对权力关系起作的）最终可以作为行动主体被充分发现和掌握的，和在权力关系面前尽可能敞开其应答、反应、介入、效果之全部领域的。” 在这个框架下，“主体之自由意味着他们总是拥有改变状况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总是存在的。”这种权力训练的质态使福柯能对他刚开始权力研究时，回应那些针对他的批评：“我并不想说我们总是被设计的，而正相反，我们总是自由的。总之，总是有改变事物的可能性。”
“统治状态”，正相反，被稳定于战略关系上的事实所特征化，被“关于他者行为的行为”的可移动性、可逆性与可安置性所限定。这些全部社会关系包含的不均等关联是结晶的，丧失了战略关系的自由、可逃脱性和可逆性。在战略关系与统治状态之间，福柯放置了“治理技术”，即人们可以“使个体继续、定义、组织、工具化的战略，在他们的自由中，能够拥有其部分与他者形成对照”的实践总合。
对于福柯来说，治理技术在权力关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因为是通过它们，这些战略游戏才能被关闭或者敞开，是通过它们的训练，权力关系才能自我结晶和自己确立在机制化的不稳定关系（统治技术）之上或流动的可逆的关系之上，向从生命政治权力中逃脱出来的主体化创造敞开。
在“战略关系”与“统治技术”的边界上，在“治理技术”的领域，伦理-政治的斗争获得了全部意义。伦理行为因而集中在战略关系与治理技术之间的关联上，并有了2个主要的终极目标：1）允许，通过自我提供权利规则、提供与他者关联也与自我关联的管理技术 ，使战略关系对统治之最小可能发生作用；2）因其创造与抵抗的条件而增大权力游戏的自由、可移动性和可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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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抗与创造之间的关联是被福柯思想用来跨越的最后一道限制。是在“引导他者行为”的潜在的自由的战略关系与主体意志的内部，我们才能找到抵抗和创造的力量。抵抗权力的，抵抗统治关系中战略关系的，在引导他者行为之欲望中抵抗缩减自由空间的，应该在这种战略动力内部去研究它。在这个意义上，生命和生物因此才成为抵抗与创造新的生命形式的“伦理手段”。
在1984年的一次访谈中，在福柯去世1年前，曾经谈到一个关于抵抗与创造之间关联的问题：
“只有在否定的术语中我们才能给抵抗下定义。然而，如我们所理解的那种，抵抗不唯一地是一种否定：它是一个创造过程；创造并再创造，改变状况，活跃地参与进这个过程，这才是抵抗。”
“是的，正因此我才定义这些事物。说不，建构了抵抗的最小形式。可自然说来，在某些时候，却非常重要，必须说不并从这个不出发实现决定性抵抗的形式。”
在这同一个《Body Politic》杂志的访谈中，福柯指出少数者（同性恋者）在抵抗与创造之间的关系中是一个政治幸存的问题，不应该仅仅自我防卫和抵抗，也“该创造一些新的生命形式，创造一种文化，我们应该确认自身和不仅确认作为身份的我们，也应该是创造力量的我们。”
对自我的关联，我们应该与我们自身维持的关联，通过这个福柯已经实现的新的权力定义，不是身份的关联，“它们更应该成为差异、创造、革新的关联。”
只有在抵抗与创造之间的峰值线上，才必须延伸福柯的研究。福柯的旅程允许我们思考在生命政治中推翻生命权力，在新的生命形式的治理与生产中推翻“统治艺术”。只有追随福柯思想的运动，才能在生命权力与生命政治之间建立其政治的和概念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