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到1989年和1989年到2008年，中国在这两个时期发生了多少剧烈变化，其中最隐蔽的一个变化似乎没有被高度重视，因为：时代的话语执行人，就是这个变化的当事者。这个变化就是中国的知识阶层在1989年以后，逐渐进入了富人阶层。他们的地位与之前完全不同，从某种角度说，他们成为1989年之前自己所批评的体制的受益者。我们可以看看身边那些替草根代言人：艺术家、作家、律师、记者、学者、艺人、公共知识分子和文化官僚，哪一个还处于贫穷当中，哪一个不是现有体制的受益者。这从侧面说明了2008与1989的区别。1989之前，陈思和曾说中国的知识分子“从庙堂被驱散到广场”，成为被精神放逐的群体，在这个过程中，知识阶层产生了大量的反思，但89之后，“广场上的知识分子”成了邓小平总设计师所说的“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当年受到高等教育并掌握社会议题和文化话语的人，在20年间成了有钱人和城市中产阶级，成为20年来商业社会剧烈转型的部分受益者——尽管是相对较小的受益群体，但他们同时是资产的暴发户和文化的暴发户，在所谓“体制转型的阵痛”中，他们成为城市中逍遥的中产阶级。这个“中产阶级”必须要加个引号，因为他们只是经济上的中产阶级，完全不是“bourgeoisie”这个概念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形成时所具备的政治力量和文化力量，他们正成为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负面数值的一部分，而2008民族主义热潮的青年，一部分正是他们的下一代。这解释了《纽约时报》时评家的巨大困惑，时隔20年，中国青年的变化如此之大。知识分子从“广场”搬进了“别墅”，对公共道德和社会理想的关注，变成了在剧变中只能最大化地保持个人道德不丧失原则，因此他们并没有构成中产阶级的社会力量。我甚至想，许多所谓代言人和精神偶像都是虚伪的，“代言”这个动作本身成为他们在经济上实现中产阶级化的手段，因为他们仍然在不断消费并享受这种体制变化的阵痛。
经济上的布尔乔亚与暴发户道德的并存，是今天知识阶层的显象，他们追逐布尔乔亚的消费符号：别墅、名车、红酒、雪茄和女人，但不践行布尔乔亚的文化义务和社会理想，更丧失了信仰。或许，这不是造成道德理性沦丧的主要原因，用经济上的原因把社会问题归罪于知识阶层，确实有点武断。其实，许多美国激进的自由贸易资产阶级支持者，都是反对康德主义道德的，爱因·兰德不是认为资本主义伦理是不应该为他人而牺牲个人利益吗？她认为个体不为他人牺牲，也不为自己而牺牲他人，每个人追求自己的价值，以独立的人格和自律道德构成社会的伦理基础。所以，把问题归到“知识阶层的富有化”，可能是某种精神栽赃。但他们并不清白，中国的知识阶层至少要对20年来的一件事负责：在享受经济上中产阶级化的过程中，对工具理性肆意纵容。
20年来，市场经济和现代化，实用主义和工具理性在社会变化中快速释放，工具理性全面统治学术工业和文化工业。知识精英们最先看到了机遇，但他们在利用和适应这些机遇和漏洞的同时，没有弥补和改良，反而在掩盖其运作的秘密，维护潜在体系的稳定运转。尽管有人不断发出声音，但他们归根结底扮演了工具理性的合作者角色，以实现经济上进入中产阶级的基本目的。在道德理性和人文理性上的不作为，或者少作为，让价值观问题变得日益严重。很多孩子在课堂上学到一套价值法则，但在生活中却学到了另一套工具理性的价值法则，而他们正努力通过工具理性的法则去生活。他们不关心社会理想，却期待着跑步加入中产阶级。西方的中产阶级在成为社会上升力量时，确实奉行的是工具理性原则，他们相信机械化生产和文化的世俗化能够促进社会进步，而且进化论之后的西方思想始终相信：对工具的利用和改良中包含着人的创造性，但西方世界今年，达尔文诞辰200周年时掀起了对进化论的反思。西方的中产阶级提倡改善人与人的关系，扭转道德危机和信仰危机，这一点，我们的知识阶层没有做到，他们在徘徊中走向妥协。读一读19世纪的小说，写的都是价值观的问题。西方中产阶级也奉行社会化教育、人性的自由发展，尊重文化和艺术，这些中产阶级特质没有在我们的知识布尔乔亚阶层达成共识，相反，我们投入到社会中去攫取物质，但精神方面，却以自我保护的名义，退出了对社会义务和使命的遵守。
这里，家庭观念成为最后一块堡垒和借口。以维护家庭的观念去掩盖妥协：我有老婆，我有孩子，我要为他们过上幸福生活而努力，政治上的淡漠，道德上的冷漠，从此有了招摇过市的理由。其实知识阶层在执行个人生存法则时，站在了社会底层的对面。在没有更好的选择时，知识阶层纷纷被动地选择一个最不差的选择。这也是纵容。这时，道德与他人无关了，价值标准开始模糊。我们看看近十年的电影，有没有人认真地把道德问题当作一个严肃的问题进行讨论的，个人在道德上的妥协，导致了对社会问题剖析、反思时的不坚定，或者陷入花言巧语和充当偶像崇拜的游戏中。很多青年人喜欢的文化领袖，或者所谓代言人不时抨击这个，不时抨击那个，到今天都演变为布尔乔亚化的秘而不宣的游戏。这种秘而不宣让很多人在博客、网站和电视上所做的表态和正义感，显得格外荒诞。知识阶层集体缺乏自省能力，是60年代到70年代出生的知识分子的显著特征。当然，摆在眼前的巨大敌人，当然是敌人，可如果你连这个敌人都看不到，还算什么知识分子。相反，这个世界就是这样，一个显著的敌人出现了，就没有人去寻找其他原因，于是某些人会在博客上骂骂，然后再散布一点个人崇拜的中产阶级情调。有一个强大的敌人需要为社会负责，我们就显得清白了，至少我们的批评就会造成我们完全清白的假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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