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为了强调这一点，我不得不回到巴赞的葬礼上，在克罗德·贝朗热的赞美诗上，他评价巴赞 集“激情而清醒，钻研而分析，好奇与严谨”于一身（引自 Andrew Dudley著的《安德烈·巴赞传》，第21页），正是这些理性与激情兼备的特征，让巴赞在众多“迷影人”里成为精神偶像：他介于学养丰厚的理论家和痴 情于电影的导演之间，介于严谨的义理分析和充分的电影实践之间，他是如何度过二战那段灰暗而漫长时光的？一边如醉如痴地阅读哲学、艺术和文学，一边给底层 的工人和青年放映电影，他阅读最深奥的哲理，却用最简单的语言解释电影，他是夜晚的柏格森（Henri Bergson），白天的朗格卢瓦（Henri Langlois），他既结交导演、活动家，又创办俱乐部，既到大学讲课，又在公众媒体积极撰写评论，今天，像巴赞这样的大众影评人已经没有了，像他这样 的影评人又去给普通人放映电影的活动家也消失了。

安德烈·巴赞1918年生于法国昂热，家附近就有一个森林，他小时候最喜欢做两件事就是到森林里 玩和在自己的小房间里读书。他小时候喜欢阅读自然科学的书，10岁时，房间里已经堆满了科普杂志，他喜欢树木、动物和森林，后来搬到巴黎后，仍然经常回到 昂热，看望住在那里的祖母和附近的森林。1934年，15岁的巴赞以优秀的成绩高中毕业，他决定考读高等师范学校。但当他来到圣克鲁高师（L’École Normale Supérieure de Saint-Clou）时，竟被以“健康原因”被校方拒绝，真实的原因是巴赞的年纪太小，校方建议他再等一年，参加著名的凡尔赛高师（L’Ecole Normale Supérieure de Versailles）的会考。于是巴赞来到凡尔赛，参加了备考班。但这一年他几乎没准备考试，而是把大部分时间放在了凡尔赛图书馆里，他的兴趣从自然科 学转向了艺术、哲学和文学，1年时间，从柏拉图到黑格尔，从莫里哀到夏多布里昂，从中世纪绘画到文艺复兴，巴赞完全沉浸在自由的阅读乐趣中。

会考结束了，被录取的学生名单，被校方按成绩自上而下排列，因为很少有人能一次通过会考，所以，巴赞从下往上看名单，看到20多个人，没有自己的名字，他就灰心了，一个人回到宿舍，下决心准备再考1年。结果到了晚上，一些同学跑到他的宿舍向他庆祝，原来，年仅20岁的巴赞名列第7。

五

1938 年，安德烈·巴赞是一个以天才般的成绩考上高师的高材生，他的才华让他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和优越的求学环境，连续3年获得奖学金，他得以经常往返巴黎，参加 艺术活动，然而到了1941年，毕业后的巴赞却没能通过教师资格会考，并开始患病。是战争的爆发摧毁了巴赞这个虔诚的天主教徒，法国战败的事实让巴赞孤 独、敏感的心备受打击，在给好友居里·莱热（Guy Leger）的信中，巴赞描绘了他当时的心情：“我为自己远离战斗前线而感到有罪，但这种强烈的自我牺牲愿望却不来自一种完全的爱国主义”。病痛和战争让 巴赞的天主教思想演变成带有入世色彩的“圣徒心态”：引领人们以最高的热忱投入一种信仰，这种信仰，既是影响了青年巴赞的新天主教思想（该思想的代表人物 Emmanuel Mournier是巴赞的精神教父），也是投身教育事业、挽救国民教育的个人理想。

在压抑、沉闷的战争期间，巴赞开始接触电影。经济危机与战争让法国电影产业在30年代迅速跌落，连法国最大的电影公司高蒙都不得不退出电影制作，卖掉国外的连锁院线以求得生存。电影院和观众数量 更是连年减少，巴赞则在当时，是为数不多的能接触到电影的人，借助于居里·莱热的父亲在巴黎掌管的一间电影院，巴赞开始大量的看电影，电影院里经常是只有 他们两个人，但他们每次看完电影后都对电影进行讨论，这为巴赞后来的“放映员影评家”奠定了基础，最初，他的电影知识没有居里·莱热多，但一年之后，巴赞 已经能娴熟地在大银幕前给观众讲解电影了。

在巴赞的思想中，主要受到三种思想的深刻影响：天主教思想，这种思想给他奠定了虔诚、博爱和宽容的圣徒色彩；柏格森（Henri Bergson）生命哲学，这奠定了他对文化实证主义思潮的批判；萨特（Jean-Paul Sartre）的存在主义哲学，影响了他后来以哲学、美学的视野去评析电影的总体倾向，而在20年代的迷影派影评人德吕克、卡努杜等人，则过多受到艺术思潮的影响，缺乏更深厚的理论储备和深远的历史视野。正如巴赞的传记作家安德鲁·杜德雷（Andrew Dudley）所说：“战争之前，巴黎著名的知识分子几乎不去看电影，也很少有人在看过之后考虑去评论，然而巴赞，却像谈论陀斯妥也夫斯基的小说那样评论 那些影片”。

六

巴赞正式发表影评是1945年，在二战期间，他只是在一些小册子上写过一些简单的评论。二战结束后，1945年的 法国，国民教育断了8年，整整一代青年没有接受正规的教育，特吕弗的少年就是当时这一代法国青少年的缩影，安德烈·巴赞就是从这一时刻开始，给这些没有受 过正规教育的工人、青年和学生放映电影、撰写影评的，他所做的事，就是给最普通的人讲解最复杂的艺术——电影。像他这样二战前的高师学生，在战后找到优越 工作相当容易，但巴赞与其他迷影人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有一种深深埋藏在个人激情背后的“使命感”，我们可以把这种“使命感”看作战后所有为电影而工作的迷 影人的代表性气质，巴赞带着扎实的理论储备和非凡的美学修养，拥抱求知若渴的大众，他支持民间放映，积极结交影评人和知识分子，用最平实的语言撰写最深入 的文章。但同样，我们在巴赞的任何一篇文章中，除了他的博学和富有洞察力的分析之外，丝毫读不出他那隐藏在内心深处的、铺路石一般的自我牺牲愿望，感觉不 到一点点20年代影评人那种炽热的激情色彩，他的影评，像一条均匀而浩远的地平线，把情感紧紧地覆盖了，因而我们在影评人中读出的巴赞，与站在大银幕以殷 勤的姿态与普通观众对话的巴赞，完全是两个人。这种感受相当强烈，特吕弗在巴赞逝世后的纪念文章中，对巴赞的这个特点有一个绝佳的概括：巴赞就是一个“戴 着天鹅绒鸭舌帽的圣徒”（Un saint en casquette velours），这是巴赞留给迷影文化史最重要的精神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