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烈·巴赞的遗产》是我在《看电影》杂志专栏“迷影文化史”系列的一篇，后经整理后发表于更为严肃的《作家杂志》上。安德烈·巴赞是一个我们经常提到的人，但中文世界只有他很少的生平事迹介绍，至于那么多人热爱、尊重他的原因，更很少记述。这篇文章估算一点补充，同时也从“迷影文化史”的角度而不是人们惯常的电影理论角度，重新认识巴赞的重要性，借用谢有顺写朋霍费尔时用到的一个词：精神遗产（巴赞本人也是最虔诚的天主教徒）。巴赞对待电影像信仰一般充满激情，他热爱青年，为工人放映电影，今天，像他这样站在放映机前的影评人已经不见了，同时他也像哲人一般冷静和睿智，特吕弗说：巴赞是戴着天鹅绒鸭舌帽的圣徒，安托万·德巴克所说：圣三位一体的电影理论家。我写这篇文章时心态也是非常虔诚的，我突然觉得自己许多年，没有去写那些最应该写的东西。

安德烈·巴赞的遗产

一

德军正式投降6天后，即1945年5月14日下午近6点半的时候，一封申请 书递到法国雷诺汽车公司工会，工人在外面等着答复，他们刚刚把5盒沉甸甸的胶片抬到工厂后院。这是个简单的申请，信封上清晰地写着一个名字：安德烈·巴赞 （André Bazin），一个经常出于各种原因出现在我生活中的人物，这一天，作为被占时期的法语义务教员、“青年电影协会”（Les Jeunesses Cinématographiques）组织者、文化刊物《精神》（L’Esprit）的撰稿人，安德烈·巴赞要作一个放映员，给雷诺公司的工人们放映一 部影片，影片的名字与当时巴黎人的情感色调相当契合：《太阳升起》（Le Jour se lève），法国导演马塞尔·卡内（Marcel Carné）1939年拍摄的反应普通工人命运悲剧的影片。放映在晚上8点顺利举行，巴赞先用10分钟时间简单讲解了影片的内容和画面特点，并强调注意音 乐对影片主题的推动作用，随后就开始了放映活动。放映结束后，巴赞开始与工人进行讨论，热烈的讨论直到深夜。

这是安德烈·巴赞在二战结束后，在巴 黎组织的第一场电影放映活动，这个活动也意味着他在二战后两个最重要民间活动的开始：参与恢复国民教育和迷影运动。对于从小立志做教师的巴赞来说，教育与 电影是不可分割的，当巴赞在二战期间流转各地，进行义务教学活动时，他发现电影是给这一代法国青年和工人阶级进行教育的有效工具，这样，电影——巴赞最热 爱的艺术——与他的个人理想——教育事业，开始像两条比邻的藤，紧紧缠绕在一起。

二

提起安德烈·巴赞，中国影迷最容易想起两个 词：《电影手册》和特吕弗，如果时间停留在1958年，那这两个词对巴赞来说则没什么重量，1958年，当巴赞逝世时，《电影手册》只是一本创办7年的新 杂志，特吕弗还是争议满天的影评人和业余导演，当时，这是两个法国电影的“未知数”，相反，这两个词却是因安德烈·巴赞这个名字才在法国知识界变得响当 当。1958年11月14日，众多名人、导演、演员和知识分子汇聚在巴黎最奢华的Saint-Saturnin教堂墓地，给安德烈·巴赞这个“电影放映 员”举行葬礼：他们将埋葬的这个人，是一个连这块墓地都支付不起的穷人，巴赞的老朋友、《电影手册》联合创建人多尼奥尔-瓦尔克洛兹（Jacques Doniol-Valcroze）支付了这个“穷人的奢华葬礼”，这是一个10多年来不间断地为法国各大媒体撰稿的“穷人”，一个用他自己的钱创办了14 个电影俱乐部、一所学校和三份杂志的“穷人”，一个在二战的精神废墟上，给法国工人和学生讲解电影画面和音乐主题的“放映员式影评人”。

葬礼上， 法国日报《自由巴黎人》（Le Parisien Libéré）主编克罗德·贝朗热（Claude Bellanger）亲自撰写并朗诵了赞美诗，法国批评家协会（Association de la Critique）主席罗杰·热让（Roger Regent）和法国国家电影中心（Centre Notional du Cinéma）——相当于中国的广电总局——主任雅克·弗罗（Jacques Flaud）先后给巴赞致词，这两个人，很难说是巴赞生前的亲近朋友，但这两个人都用极尽溢美之词表现出他们对巴赞的最高评价。当月《电影手册》杂志（总 第90期），罗贝尔·布莱松、路易·布奴艾尔、让·科克托、费里尼、阿贝尔·冈斯、让·雷诺阿和法国电影资料关创办人亨利·朗格卢瓦8个人分别发表文章， 表达他们对安德烈·巴赞的怀念。之后，法国历史最久的哲学、文化杂志《精神》上，也陆续发表了纪念巴赞的文章，这是该杂志1923年创刊以来，第一次以如 此篇幅来纪念一个影评人。接着，意大利导演罗伯托·罗西里尼（Roberto Rossellini）在威尼斯电影节上宣布：把这一届电影节献给法国影评人安德烈·巴赞。

这是我读过的最辉煌的影评人，一个没拍过任何电影却永远地写进电影史的人。

三

在所有我能找到的安德烈·巴赞照片中，他都是一个很瘦、个子不高的人，有一对小而犀利的眼睛，长年病患，让他面颊凹陷，却显出一个有着瘦硬精神的鼻梁。20 年代的“迷影先锋”路易·德吕克（Louis Delluc）死的时候只有34岁（1890年出生，1924年逝世），而50年代法国迷影运动的领袖安德烈·巴赞，也只不过在世上生活了40年。他从 1945年开始在雷诺车厂向工人放映第一批电影，到1958年以精辟的论断总结了影响全世界的“作者政治”争论，巴赞创建俱乐部、组织电影活动、创建杂 志、发表影评，只有短短的13年，这短短13年里，巴赞从热心教育的“放映员”成为只有40岁的“法国迷影的精神之父”。

前些时候，在一个特殊的场合下，一个在中国做电影学硕士的朋友说：严格来讲，安德烈·巴赞不能算“电影理论家”，因为他没写过系统的理论专著。这启发了我寻找对他合适的评价，这 个经常闯入我生活的人，到底留给我们什么遗产？我觉得，是不是“理论家”倒不重要，重要的是特吕弗、安托万·德巴克（Antoine De Baeque）等一代人把这个只有40岁的影评人称作“精神之父”，历史上曾有和相继出现许多值得尊敬的影评人，但他们与巴赞太不同了，在特定的历史时期 和电影时期，巴赞既是放映员、又是思想家，他右手放映着电影，左手握着力透纸背的羽毛笔，这种气质与梅里爱、让·雷诺阿和特吕弗等迷影导演身上那种率真的 迷影激情还不同，也与爱因汉姆、麦茨和德勒兹这些理论家们的居高临下的艰深论述迥然有异，这是一个柏拉图意义上的“世俗哲学家”，是“放映机前的蒙田” 。

以我在法国5年的求学经验来看，安德烈·巴赞在今天的法国高校是一个常说常新、历久弥新的人 物，从大众媒体到电影课堂，这个名字是“不死”的，而中国的影评人和研究者，似乎对巴赞的热情并不高，这是一个多么独特的人，一个“放映员－思想家”。人 们常说，巴赞逝世于“新浪潮运动”的前夜，但他也是死在电影学进入高等学府的前夜，尽管他20岁就以非凡成绩考入出过许多哲学家的凡尔赛高师，尽管他曾在 法国最高电影学府IDEHC讲课（1944年），尽管他曾无数次给工人和学生讲解电影，但今天的学生，还是不情愿把“理论家”的桂冠戴给他。也罢，迷影运 动的精神之父，更适配巴赞的独特和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