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巴赞首先是清醒的，他能在扑朔迷离的文化环境中，挖掘出真正有价值的电影作品，他同时也是痴情的，始终忠于那些被时代忽视、误判的电影大师，这种清醒和忠诚诞生了新的电影批评。

1946 年7月10日，奥逊·威尔斯（Orsen Welles）的《公民凯恩》（Citizen Kane）在法国公映，众所周知，这是一部经典名作，但就在影片在法国公映之前，许多法国人已准备好去批评这片子了，因为赫赫有名的哲学家萨特（Jean -Paul Sartre）对影片进行了“提前宣判”。1945年，萨特在纽约提前看过这部电影，并在1945年8月13日的《法国银幕》（L’Écran français）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文章原名为《美国电影引发的思考》），毫不客气地批评了这部电影。萨特认为，“影片的叙事结构过于‘文学化’，用闪 回连接不同的时间，尽管以精湛的技艺构筑了带有怀旧色彩的时空，甚至是宿命论的，却形成一种极端的矫柔造作”，“我目睹了一种顽固的解释和技术的论证，或 许有些是闪光的，但这些对电影来说是不够的。”很快，萨特的判断在法国知识分子中间埋下了偏见，影片公映后，各大媒体出现了大量偷换萨特概念的批评，参与 这场批评的人中，就有当时在法共领导下的各大电影组织的核心人物乔治·萨杜尔（Georges Sadoul），他在左翼电影评论中的威信是可想而知的，当时，萨杜尔对《公民凯恩》的批评颇具盲目的“反美色彩”（当然这并非是评判他的最终出发点，我们可另立文章专谈此人）。

正是在人云亦云的批评中，安德烈·巴赞敏锐地发现了《公民凯恩》在电影美学和风格创新中的独特贡献，他在自己主持的电影 放映后（1947年1月在Colisée影院），与观众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坚决捍卫影片的价值，这件事在当时巴黎不大的影迷圈子里迅速传开。当时的巴赞只 有29岁，比今天的我还要小上几岁，他敢于不顾权威、在纷纭嘈杂的批评环境中，坚持个人观点，确实需要一种过人的勇敢、清醒和自信，1947年，就在萨特 自己主编的《现代》（Les Temps Modernes）杂志上，发表了青年安德烈·巴赞回应萨特的文章，这篇文章在当时的电影界引发的争论是相当炽烈的，但却没有继续发生在萨特与巴赞之间， 而是其他人围绕这个问题的延续性争论。

当时的萨特，是巴赞一代人的精神领袖，萨特的《想象的现象心理学》几乎是当时影评人反复研读的思想教科书， 但在巴赞那里，对萨特的敬仰并不能取代对电影的判断，更重要的是，需要建立一套完全属于电影的本体论来排除知识界对电影的盲目评价。当然，巴赞也深深领会 到萨特、萨杜尔等法国知识分子批评美国电影背后的深层原因，1946年5月28日，美国和法国在华盛顿签署了一个政治经济援助协议，美国在投入大量资本帮 助法国恢复战后建设的同时，也向法国提出了一系列条件，其中就包括电影，简单地说，协议要求法国院线放映本土电影比率最高为30％，也就是说，全法国的院 线每年在放映13个礼拜的法国电影之后，就必须放映引进电影，而这几乎都是美国电影，1946年，协议生效的第一年，第一季度放映了38部美国片，到了 1947年的同一时期，美国片数量已达到338部，这项协议在当时的电影行业、影评人和知识分子之间产生了巨大反响，在向政府进行各种抗议的同时，法国影 评人对美国影片展开各种理智的和不理智的攻击，这就是萨特批评《公民凯恩》的内在情感动因。

事实上，巴赞并不比萨特更“亲美”，在巴赞的评论中，他重视罗西里尼胜过了希区柯克，喜欢雷诺阿超过奥逊·威尔斯，而萨特不也是向法国文化界大力引荐福克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