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阶层的布尔乔亚化

1978年到1989年和1989年到2008年,中国在这两个时期发生了多少剧烈变化,其中最隐蔽的一个变化似乎没有被高度重视,因为:时代的话语执行人,就是这个变化的当事者。这个变化就是中国的知识阶层在1989年以后,逐渐进入了富人阶层。他们的地位与之前完全不同,从某种角度说,他们成为1989年之前自己所批评的体制的受益者。我们可以看看身边那些替草根代言人:艺术家、作家、律师、记者、学者、艺人、公共知识分子和文化官僚,哪一个还处于贫穷当中,哪一个不是现有体制的受益者。这从侧面说明了2008与1989的区别。1989之前,陈思和曾说中国的知识分子“从庙堂被驱散到广场”,成为被精神放逐的群体,在这个过程中,知识阶层产生了大量的反思,但89之后,“广场上的知识分子”成了邓小平总设计师所说的“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当年受到高等教育并掌握社会议题和文化话语的人,在20年间成了有钱人和城市中产阶级,成为20年来商业社会剧烈转型的部分受益者——尽管是相对较小的受益群体,但他们同时是资产的暴发户和文化的暴发户,在所谓“体制转型的阵痛”中,他们成为城市中逍遥的中产阶级。这个“中产阶级”必须要加个引号,因为他们只是经济上的中产阶级,完全不是“bourgeoisie”这个概念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形成时所具备的政治力量和文化力量,他们正成为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负面数值的一部分,而2008民族主义热潮的青年,一部分正是他们的下一代。这解释了《纽约时报》时评家的巨大困惑,时隔20年,中国青年的变化如此之大。知识分子从“广场”搬进了“别墅”,对公共道德和社会理想的关注,变成了在剧变中只能最大化地保持个人道德不丧失原则,因此他们并没有构成中产阶级的社会力量。我甚至想,许多所谓代言人和精神偶像都是虚伪的,“代言”这个动作本身成为他们在经济上实现中产阶级化的手段,因为他们仍然在不断消费并享受这种体制变化的阵痛。

经济上的布尔乔亚与暴发户道德的并存,是今天知识阶层的显象,他们追逐布尔乔亚的消费符号:别墅、名车、红酒、雪茄和女人,但不践行布尔乔亚的文化义务和社会理想,更丧失了信仰。或许,这不是造成道德理性沦丧的主要原因,用经济上的原因把社会问题归罪于知识阶层,确实有点武断。其实,许多美国激进的自由贸易资产阶级支持者,都是反对康德主义道德的,爱因·兰德不是认为资本主义伦理是不应该为他人而牺牲个人利益吗?她认为个体不为他人牺牲,也不为自己而牺牲他人,每个人追求自己的价值,以独立的人格和自律道德构成社会的伦理基础。所以,把问题归到“知识阶层的富有化”,可能是某种精神栽赃。但他们并不清白,中国的知识阶层至少要对20年来的一件事负责:在享受经济上中产阶级化的过程中,对工具理性肆意纵容。

20年来,市场经济和现代化,实用主义和工具理性在社会变化中快速释放,工具理性全面统治学术工业和文化工业。知识精英们最先看到了机遇,但他们在利用和适应这些机遇和漏洞的同时,没有弥补和改良,反而在掩盖其运作的秘密,维护潜在体系的稳定运转。尽管有人不断发出声音,但他们归根结底扮演了工具理性的合作者角色,以实现经济上进入中产阶级的基本目的。在道德理性和人文理性上的不作为,或者少作为,让价值观问题变得日益严重。很多孩子在课堂上学到一套价值法则,但在生活中却学到了另一套工具理性的价值法则,而他们正努力通过工具理性的法则去生活。他们不关心社会理想,却期待着跑步加入中产阶级。西方的中产阶级在成为社会上升力量时,确实奉行的是工具理性原则,他们相信机械化生产和文化的世俗化能够促进社会进步,而且进化论之后的西方思想始终相信:对工具的利用和改良中包含着人的创造性,但西方世界今年,达尔文诞辰200周年时掀起了对进化论的反思。西方的中产阶级提倡改善人与人的关系,扭转道德危机和信仰危机,这一点,我们的知识阶层没有做到,他们在徘徊中走向妥协。读一读19世纪的小说,写的都是价值观的问题。西方中产阶级也奉行社会化教育、人性的自由发展,尊重文化和艺术,这些中产阶级特质没有在我们的知识布尔乔亚阶层达成共识,相反,我们投入到社会中去攫取物质,但精神方面,却以自我保护的名义,退出了对社会义务和使命的遵守。

这里,家庭观念成为最后一块堡垒和借口。以维护家庭的观念去掩盖妥协:我有老婆,我有孩子,我要为他们过上幸福生活而努力,政治上的淡漠,道德上的冷漠,从此有了招摇过市的理由。其实知识阶层在执行个人生存法则时,站在了社会底层的对面。在没有更好的选择时,知识阶层纷纷被动地选择一个最不差的选择。这也是纵容。这时,道德与他人无关了,价值标准开始模糊。我们看看近十年的电影,有没有人认真地把道德问题当作一个严肃的问题进行讨论的,个人在道德上的妥协,导致了对社会问题剖析、反思时的不坚定,或者陷入花言巧语和充当偶像崇拜的游戏中。很多青年人喜欢的文化领袖,或者所谓代言人不时抨击这个,不时抨击那个,到今天都演变为布尔乔亚化的秘而不宣的游戏。这种秘而不宣让很多人在博客、网站和电视上所做的表态和正义感,显得格外荒诞。知识阶层集体缺乏自省能力,是60年代到70年代出生的知识分子的显著特征。当然,摆在眼前的巨大敌人,当然是敌人,可如果你连这个敌人都看不到,还算什么知识分子。相反,这个世界就是这样,一个显著的敌人出现了,就没有人去寻找其他原因,于是某些人会在博客上骂骂,然后再散布一点个人崇拜的中产阶级情调。有一个强大的敌人需要为社会负责,我们就显得清白了,至少我们的批评就会造成我们完全清白的假象。

《知识阶层的布尔乔亚化》上的19个想法

  1. 一个显著的敌人出现了,就没有人去寻找其他原因,于是某些人会在博客上骂骂,然后再散布一点个人崇拜的中产阶级情调。有一个强大的敌人需要为社会负责,我们就显得清白了,至少我们的批评就会造成我们完全清白的假象。

    看后有些震痛, 仔细想来是不是这个社会主要齿轮共谋后的造成的,知识分子走出咖啡厅就丧失了说话的勇气。

    1. 知识分子在80年代和00年代扮演的角色完全不同了,这值得我们去思考,这是两代知识分子面对的现实变化,也是代际气质的差异。

  2. 极权主义没有多大程度的问题吧?万马已经齐喑了,教授们文青们已经吃饱喝足了,工人们农民们的问题成了茶余饭后的谈资,成了自我解脱道德困境的幌子,我想起了《颐和园》中激辩的崔卫平。

    1. 我觉得你们说的极权主义跟我上文说的东西关系不大,极权主义不就是那个显著的敌人吗?

  3. 用学院的叫法虎皮老师,江湖的叫法,虎皮兄。我在所谓的学院里混饭吃,这个养腐儒的地方还是所谓的国内最顶尖的学院,因此所谓的高层,所谓的学术界的精英也见了很多。就像你或者您之前的博客所提到的,很多人还在为工具,方法着迷(当然不排除有少数的高手很清醒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更别提靠扮演文化身份混饭吃的人。我们小学的必读书目就有哈姆雷特不杀邓肯,无非是因为其强大的自省能力导致地延宕。没有自省,就没有奇迹。《Silent Light 》里两个不讲道德偷情的男女,最后召唤了奇迹,救活了死人。这在贵国的电影里根本看不到。所以,贵国的公民和知道分子们特别爱把道德当做依托,就好像困兽一样发泄过剩的精力。

    1. 我觉得他们没对道德环境的净化做出什么正面的努力,至少最近十年根本没有。价值观已经全面陷落。我们媒体加剧了“笑贫不笑娼”的社会准则,某某明星买了一座豪宅花1000万居然可以成为一个新闻,这样的新闻有什么价值呢?他在向社会释放什么样的价值法则呢?明星之间的绯闻和不忠,也受到媒体鼓吹得以成为正面的价值观招摇过市,明星群体价值观的失衡成为民间价值观念倒塌的缩影和参照物。所以,这不仅仅是学院的问题,而是整个知识界对社会价值、文化理想的集体漠视和回避。

      1. 5年前,想得更多的是怎么救别人之类的,包括救自己。现在觉得一小撮志同道合的人抱团专注于一件事情可以产生强大的能量。就像《乡愁》里面的一滴水加另一滴水不等于两滴水,而是一滴更大的水。从来都是事情改变人的,人改变不了事情。但做独立电影和个人电影的人的确改变了一些事情。从这个意义上说,盗版的普及,和dv的廉价化的确改变了一些事情,那就是越来越多的人重视自我,每个人都像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走进自己的地下室。当整个社会都重视起自我来,那个时候或许可以走向艺术家式的自律,进而实现整个社会的民主。

  4. 我觉得虎皮分析得很深刻,我也在其他一些“知识分子”的博客里看到过同样深刻的分析。可我十分想知道的是这篇文章的批判,以及下面的讨论,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脱离“某些人会在博客上骂骂”这个藩篱。
    仿佛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已经腐化堕落,但是作为一个个人他的责任却被这个群体分担了。整体是有罪的,而每个人似乎都感觉不到自己的罪。
    所以,如果任何对于知识分子的反思不是从反思自己开始,不是对于自己“罪责”的有勇气的担当,不能谦卑地自我忏悔,那么,无论他的文章把问题分析得多么到位,他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超越自己所批判的“工具理性”就是值得怀疑的。

    1. 知识分子执行社会职能、实现价值的方法和途径,因他们的理解差异而不同。你提出的这个途径,个体反省-群体责任,有你的道理,而且我也认为这样的知识分子在中国很少,原因呢?这种方法和途径主要来自西方知识分子的传统(是不是从1898年巴黎知识分子联名签署倡议书抵制建造埃菲尔铁塔开始的呢?)比如萨特,对国家充满敌意,而中国知识分子实现自我价值的途径往往不是这样的,而是党争和仕途?在这种途径中,个人的罪是不在良心范围内的,所以古代诗人仕途不济,从来不会自我反省。

      1. 大学问家做的永远不是官办学术,而今天的学者都涌向了官办学术,而且本身并不相信,做出来的学问就相当短命。这是治学,高低无所谓。关键的是知识分子分享不堪的现实带来的利益,同时对社会哑口不言,这才是让人担忧的。

  5. 在中国,多数人身处家庭中会将父亲作为“领袖”;处在工作领域会将领导视为“领袖”;求学阶段学生会不自主的将导师视作“领袖”;官场就更不必说了….“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谦逊的传统美德贯续发展,与西方思想的融合碰撞的同时自然矛盾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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