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配乐，有了手机和Flash动画，也有贾樟柯捧着精良设备兴奋地玩出的几个漂亮长镜头。乍一进门，你以为走错了房间，这是贾樟柯家么？ 《世界》是不一样的贾樟柯电影，但贾樟柯还是那个贾樟柯。形式变了，贾樟柯不变。他说：我这几年面对的现实已不再是小武那样的现实，于是，他自己动手更新视听语言。 多少有点不习惯，但基本做到位了。贾樟柯用《世界》跟现实掰腕子，他一直掰到最后，虽然精疲力竭，但确实竭尽了全力。 改革开放初期的山西小城变成了21世纪的首都北京，我终于看见了贾樟柯眼中的楼宇和霓虹，立交桥和宽阔马路，城市的车流和充满豪华装饰的KTV包房。中国大都会散发着她特有的骄傲与冷漠的金属光泽，一切的调子都有点冷。 不变的是贾樟柯关心的现实，普通人在社会和城市变迁中的命运状态，视线、节奏和隐藏在摄影机背后的那种关切的情绪与冷静的回味。 当成太燊开着车经过宽敞但空旷的新建公路时，《世界》给中国城市瞬息变化的时代现实淡淡地添加了一丝荒凉注脚。 他们不是一个人，他们是一群人，来自山西，或来自遥远的高加索，他们悄无声息地涌进北京，试图在这座城市和“世界”不断变迁的现实中找到自己的生存空间，他们曾经很满足，因为他们成为了公园歌舞团的舞蹈演员，公园的保安和警卫或者一名建筑工人。 他们靠自己的身体赢得这个城市的收容，赢得世界的收容，也是他们的身体为城市欲望的扩张和时代的变化付出了代价。换句话说，《世界》是关于理想的故事，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理想，在社会的剧烈变迁中，他们对理想的定义也不断受到外在世界力量的残酷修正。 也许，《小武》想找个女朋友，《任逍遥》里的男孩想证明自己不上大学也能立足，那么《世界》里的他们则被现代都市的各种气息包围着，他们的愿望浸泡在光怪陆离的生存里，被来自不同时代、不同地域和不同阶层的人与事包围着，这就是他们的世界。 赵小桃遇到的阔老板，成太燊遭遇的温州女人，二姑娘的工程队和来世界公园参观游览的游客，《世界》是有野心的，他妄图通过一个窗口，打开中国社会广阔的界面。 威尼斯首映时，当外国观众在《世界》里看到那些游客骑着骆驼一下子就从巴黎铁塔走到埃及神庙时，他们笑了，这时，“世界公园”变成一个荒诞的生存区域，而他们就是在这样的虚拟世界景观里快乐或不快乐地活着。 事实上，那仅仅是一座城市，一个公园而已，这是人与世界之间虚假的相互占有。当赵小桃、成太燊从世界公园的一个景致走向另一个景致时，这种人与世界的虚假关系建立起来，比如世界公园的广告词：“你给我一天，我给你一个世界”。 你可以笑一下，你有权对他们简单、幼稚、甚至荒诞的小小满足付之一笑，但你在《世界》的结尾会承认，其实你也对理想付出过代价。 我问一个法国影评人为什么喜欢《世界》，她说，因为真实，贾樟柯让真实的人在他真实的环境里走来走去，这就是生活，这就是巴赞要的电影。 温州女人问成太燊，世界公园里有“美丽城”吗？成太燊说，没有。女人拿出一张照片，她十年前的男人站在巴黎美丽城的地铁口，我心理惨叫一声，天哪，那不是 Belleville吗？天晓得有多少中国移民在“美丽城”过着跟赵小桃、成太燊们一样的生活，一个“虚拟的巴黎”，他们也是为了生存和理想从一个世界来到另一个世界，可那同样荒诞，我太了解这个“世界”了，他们时常愣愣地走在充满飞快法语的大街上，偶尔看一看真正的艾菲尔铁塔。他们在真正的世界公园里艰难地呼吸，人们却以为他们赢得了世界。
有两种好电影
对我来说只有两种好电影，第一种是能激发理论热情的，面对这样的电影，我们能感受到用知识和智性的力量穿越一部杰作的快乐，而且我相信，无论用多少理论都不过分，因为理性的打磨会使那些好电影发出更耀眼的光华。但对另一种电影，我却永远也舍不得拿起理论的武器，我曾试过可不知道该怎么开始。对这类电影的爱，不仅是出于理性那么单纯。
恐怖催生信仰
多数恐怖片里都有一个非常浅显的道理，多数恐怖画面也差不多产自人的同一种机能，克尔凯郭尔说，人因无知而恐惧，恐怖是一种反力量，能催生信仰，尤其是灵异题材的恐怖片。
法国那些好片子
最近两年，总有几部法国电影能排到法国年度总票房的前5名，而美国本土的票房冠军在法国往往成不了冠军，这的确有个口味问题，偏偏法国票房前5名的电影， 都是我最讨厌的，很不法国。我在逐渐接受这种不协调。去年的《的士速逮III》和《亲爱宝贝（Chou Chou）》进入了总票房前5名，这在去年美国电影的横行霸道的大环境下是非常不俗的成绩，可这两部法国电影都令我身体严重不适。一个朋友老远打电话过 来，“法国人的喜剧思维挺怪，你看《的士速逮III》那里拍的！” 北京搞“法国新锐电影”活动的时候，有人问那些电影你怎么都没写过？真 遗憾，没有一部是“新锐电影”。中国有一批法国商业电影迷，专门对法国商业电影的小情调感染，比如《儿时游戏》，要是这个调子，每年法国至少有50部不疼 不痒的喜剧片上市，情调的泛滥导致的结果就是反胃，看到如此格调，大家的脸色越来越不好看。 也总有人问我介绍几部好看的法国商业片看看， 而他们提的那些电影我都不能适应，除了凯撒奖名单上的《一路平安》，去年票房也不错，导演让-保罗.哈伯诺（Jean－Paul Rappeneau）曾是《地铁中的扎奇》的编剧，老头平均每6年才拍一部电影，往上数就是1996年的《屋顶上的骑兵》了，编剧出身，所以故事质量都没 问题，《一路平安》里有阿佳妮、德帕迪约和莱朵茵，要是有碟就可以拿下，至少为了这些脸。 今年的法国商业片将与去年大同小异，我也没抱什 么期待。不过今年有点诡异，一部法国电影上映了30个星期，到今天还能保证票房前10名的上座率，与美国经典商业电影比也是罕见了，更罕见的是，影片竟然 还是导演的处女作，这就是轻喜剧《唱诗班（Les Choristes）》，讲1949年发生在一所乡村寄宿学校里一个音乐老师和一群孩子的故事，导演叫克里斯托弗.巴拉特，对于水平高的影迷来说都是个背 景不详的人。坦率地说，类似的电影太多了，影片好在关于孩子，却有怀旧意识，像《一路平安》，老少咸宜。至少这部没让我身体不适，特别适合推荐给被美国电 影的射线穿花大脑的人看看，好好休息一下。诡异的还有两部，《布鲁贝里》和《不死者》，典型的貌似商业电影，其实都是为了实现导演一些怪念头。《布鲁贝 里》上映第一天我就去看了，因为导演我太喜欢了，而《不死者》则是炒作太猛，看了之后觉得更猛。这两部混在商业电影中的片子才有那种法国味，离奇的想法和 新鲜的画面。 在法国看电影，票价是一笔可观支出，每个月都得仔细掂量，至少没必要浪费。张献民老师在《书城》上有个专栏叫“看不见的影 像”，用文字经验提供读者那些主渠道上看不到的电影，而我发现自己也在慢慢养成了看“看不见的影像”的习惯，自觉的，不是说为了写点东西憋着看，因为几乎 成了规律，票房越冷的电影越有门道，越怪，也越有收获。所以还要感谢法国的小成本商业喜剧，尽管的确不对口味，但使世界各地的电影在法国有了放映可能，使 我在法国看全世界“看不见的影像”成为可能，这差不多是个故事，一时半会都讲不完。 2004年6月22日，已发表于《南方都市报》
电影“旅程”
杨超握手的力量很大，一个体格很好、信心很足的人。第一次见面时是在戛纳开幕式之前，杨超和杨子两人都西装革履等着入场。《旅程》公映后我们又见面，耿乐 也在，还有杨子一个从英国过来的朋友。耿乐穿得比导演和制片都随便。实在在附近找不到好的谈话场所，索性就在街边啤酒馆坐下来。 《旅程》 是一部特别的电影。看剧情简介时，感觉像《长大成人》或《阳光灿烂的日子》这样的“成长电影”，或某种意义上的“中国公路电影”。看过之后才发现，《旅 程》有独立于两者之外、又介两者之间的情绪，按杨超的想法，这是“一部关于行走的电影，长时间的行走是人与世界和自我的沟通方式”。在电影中，主人公像是 镜头的对焦点，镜头随着他们的行走，从乡村到城市，展现了中国影像中少见的“公路景像”。影片潜藏着醇厚的民间情感和对中国人存在境况的深切关注，这与张 艺谋的陕西村庄和贾樟柯的欠发达城市都不同，杨超要展现的是从封闭落后的农村通往大城市之间的路：是水路、公路和铁路，也是心路。这曾是中国当下现实中的 一道奇异景观：为了寻找理想、谋求生存而往返（徘徊）于农村和城市之间的旅程，一个时代的特定回忆。 听杨超和耿乐讲拍戏过程中的事，感觉 这片子真不容易。艰辛几乎成了中国独立电影的基本色。很多戏是在铁路和公路上拍的，国道、桥梁、乡村、河流……这些构成了影片的主要布景。在交通干线上实 景拍摄没那么轻松，有的镜头很长，要有长时间的准备，有时也很危险。据说有几组镜头是在国道上拍的，剧组没有能力封住国道，也不可能租用那么多车，杨超就 直接在国道边上铺上轨道，有时需要拦车，在国道上不是说拦车就能拦车的，那些大货车根本不停，杨超笑着说，“有时候就得玩命！”据说，杨超为了拍摄曾经6 次看景，走遍了好几个省的公路，可见这场拍摄本身也成了《旅程》的“旅程”，其拍摄跟剧中主人公的经历相差不多。 这个礼拜，王兵的《铁西 区》四部开始在法国公映，这是华语电影有史以来在欧洲上映的最有份量的纪录片，《电影手册》对影片给予了极高的肯定。在戛纳时，法国人惊叹《旅程》居然用 这么少的钱能拍出来，而在法国是不可能的，这就是中国独立电影令人惊讶的事实。杨超、王兵好比《旅程》中的主人公，中国独立电影的现况好比“旅程”，人们 似乎只看到了终点的华美，却看不到过程的艰辛、粗糙和野蛮，就像车来车往的国道，随时有吞没行者生命的危险，可是压力、阻碍和危险反而刺激了行者的斗志， 比照香港、台湾，对现实的关注和对理想的坚持才使内地持续涌现出令世界惊讶的风格各异的作者电影。 2004年6月11日，已发表于《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