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奥内谈《美国往事》

《莱奥内谈〈美国往事〉》我摘译自法国《电影手册》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塞尔吉奥·莱奥内访谈录》(Conversation avec Sergio Leone),第165页至第187页,作者:诺埃尔·森索洛(Noël Simsolo)。 塞尔吉奥·莱昂内(Sergio Leone,1929-1989)是意大利著名导演,电影风格家,被誉为“意大利西部片之父”,他的西部片和黑帮片对类型片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代表作有《黄金三镖客》(The Good, the Bad, and the Ugly, 1965)、《西部往事》(Once upon a time in the West,1969)和《美国往事》(Once upon a time in America,1984)等,他的电影至今仍被世界各地的影迷所推崇,三部影片在IMDB网站上排名高居不下,奥利弗·斯通、科波拉、马丁·斯科西斯、塔伦蒂诺等许多美国导演,及一些亚洲导演如北野武、吴宇森、杜琪峰等,深受其风格影响。诺埃尔·森索洛(Noël Simsolo)系意大利裔法国电影批评家,有多部电影研究著作出版,2006年出版了黑色电影研究专著《黑色电影》。 《塞尔吉奥·莱奥内访谈录》是莱昂内生前唯一一部详细谈论个人生平及影片创作的访谈录,访谈录从莱昂内的父亲——意大利电影先驱文森佐·莱昂内(Vincenzo Leone)开始说起,讲述他传奇的电影生涯。书中详细阐述了《黄金三镖客》、《西部往事》和《美国往事》等经典影片的创作经过和创作意图,同时,伴随着他的经历,从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到史诗片的兴起,从经典西部片的没落到革命电影的浪潮,从德西卡到亨利·方达,从库布里克到克林德·伊斯特伍德, 莱昂内回顾了他与许多著名导演、演员之间的经历,见证了从50年代到80年代欧洲电影和美国类型片发展的历史。莱昂内的谈话方式通俗易懂,深刻而不失风趣,该书自出版以来多次再版,成为西方最畅销的电影图书之一。 该书尚未有中文版面世,如有意出版该书,请用电邮联系我。该文章曾发表于我的旧博客和Moviegoer群体博客,此次重新整理并译完全部段落,并恢复原书的问答形式。点击下面的页面阅读文章……

布鲁诺·杜蒙访谈

如果可以给这部电影添加气味的话,那么弗兰德地区会是一种什么味道? 嗯,农村!应该是农村吧!(笑)应该是一种我们能看到的味道,它就摆在那里,像电影里的直接声响…… 直接声响? 是,一直都是,所有这些事件都是直接的,从开拍的时候就想拍摄这些直接的事故,我想要做的就是让自然的声音进来,唤起一种关注,我们要控制住那条狗,那些鸡,拍摄战争场面时,我也是用这种拍摄农村的方式来做,这种方式就是事故化的,我要提示人们去注意,到底注意什么我不知道,就是注意,关注,展现一些差不多与电影没关系的想法,这些想法,然后这些注意,就是这样。 与电影没有关系是什么意思? 与电影没有关系的意思是,电影不思考什么,但在看过电影之后会觉得:哦,这种方式还可以,还不错,但这需要我们的电影经验非常宽泛、敏感,不能事先抱有任何态度,电影引导我们如何对待,而不是态度引导我们看电影。 您认为战争是人类之恶?那些残酷的画面说明了什么? 是,战争是恶中之恶,恶就是痛苦,但痛苦有很多种,它可以存在于强暴中,在屠杀中,或者说,痛苦就在那儿,应该去面对它。在这部电影中,其实最终我想说,战争就是一种爱的表达。 在哪个意义上讲? 我们都是有欲望的,就像Demester(剧中男主人公)对Barbe(剧中女主人公)有欲望,而Frondele的现实则是他拒绝暴力。但人们相互残杀是因为他们对一块土地有欲望,但这块土地同时也被别人欲望着,这种欲望之间是没有区别的,就像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对同一块土地充满欲望,就是这个原因他们才战斗。Frondele和Demester他们去参加战争是因为他们对同一个女人有欲望,从某种角度说,战争成了他们爱的表达。当然,爱是痛苦的,不像有些电影里那么完美,浪漫,是因为对爱的需要,对土地的需要,他们才去战斗。为什么今天人们在伊拉克打仗?就是因为土地,这很明显,于是催生了暴力。 您这么认为的? 完全如此,就是为了对土地的欲望,对土地的占有! 或者是对土地的财富?比如说石油? 对,不是简单的为了正义或血缘的冲突,比如说这块地属于我,不属于你,尽管显得可笑,但这就是事实。当我们同时对一个东西充满欲望时,就产生了暴力,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解释。我知道要进入到这种本性中,然后开始,建构这种本性。当然,文化也让我感兴趣,但应该用一种方式来呈现,比如政治,但这影片不是政治的,它有点难以接受,有点野蛮,它本身不是为了野蛮而野蛮,这种野蛮是为了让一种文化产生,文化总产生于野蛮。当然,这是电影,当我们走出电影院就会感觉没有什么比这些东西更重要。 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电影的风格,但我感觉至少不是地理上那么简单,而是关于比较深入的人性的电影,有点表现主义? 是的,我是有点表现主义。对于我来说,表现是一种变形的艺术(art de deformation),为了更准确,为了表达,必须要变形。但为了变形,就需要材料,比如血、噪音……那些我们可以听到和看到的东西,这些东西需要展开,我想对于观众也一样,是必须的,那就是一种工作方式。影片的目的就是观众,我所感兴趣的是观众,而不是弄一个好看的故事,我要让观众跟我一样感受这块土地,故事是很平庸的,叙述是平庸的,但这种气氛、情感才是我要展现的。 你说到来对土地的爱,但性爱场面却比较冷? 对于性爱场面我倒没有怎么考量,不是说:看,这段做爱多么漂亮,今天让我感兴趣的是如何表现性的存在。我已经在《人性》中展现过这这样的题材。我不想控制观众,当观众看完《人性》,我想他们很不安,感觉失落,但同时他们必须去对待,这更重要。我想《弗兰德》比《人性》更主体化,比如强奸场面,就那样发生,我不想安排布置什么,让事件成为它们本来的样子,那就够了。是的,性爱场面是冷的,因为我必须变形。如果我把性爱场面做得非常普通,那对我们来说毫无意义,因为观众知道那种东西。所以我要使这些场景变得不同,就能产生一些疑问,就会通过这些比较动物化的姿势产生对性、对现实的疑问。这电影不是一部展现人们如何做爱的电影,这里有一种对性的尊重之外,我是那种比较死脑筋的人,我不善于让观众非常兴奋,展现理想化的性爱,我认为应该对这种性爱的存在发生一些疑问。 一开始是两个男孩与这个女孩之间的关系,但后来这个女孩又与另外一个男孩做爱,而且方式不同,这是出于展现他们之间复杂关系的需要? Barbe与Demester之间的爱是一种童年之爱,这很明显,但同时,Barbe也有欲望,她很性感,她与另外那个男生做爱,对于我来说这也是一种表达的需要,她应该可以因为友情而做爱,而不一定因爱而做爱,人们不能理解这种感情也是正常的。对于那个男孩来说,Barbe就意味着性感,而Demester对Barbe的爱是那种非常简单的爱,他需要她,但对她来说,好像上了一条船而不知道为什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知道他爱上她,但她也不知道为什么。 您说的是这个女演员还是人物? 没有什么人物,没有人物,人物只存在于剧本中,在剧本中有一个故事,人物和对话,是一种精神状态,一种观念,我的电影工作就是一种对剧本的溶解,把这些想法变得可感,因为是一些感性的东西让我去写剧本。我的电影不是对剧本的展现,而是对剧本的溶解,我不知道你是否明白这个意思? 不明白,能不能解释解释? 我写的时候是一种非常文学的方式,那种让我感觉与这个主题非常接近的文学作品,比如人物的面孔,手势,我甚至以一种非常诗意的手法来描写她的温柔、美丽、脸孔等,但当我拍的时候,我不会这么拍,摄影机不动,它什么也不讲。所有的东西都在那,我用摄影机来拍一页剧本,这里面用诗的意语言描写了Demester,我想观众自己在这样画面里查觉诗意,而不是把诗意推给观众。所以我用一种非常文学化的方式来创作剧本,以便让我知道要做的是什么,如果剧本写作上不能让我知道自己干什么,这个剧本就失败了。但在拍摄时我就停下来,我不能这样做。 那么电影和剧本哪一个在前呢? 我写了两个人物,Demester和Barbe,之后我开始寻找演员,我寻找这样的演员,这用了2年时间。Demester这个人物比较确定,因为我就是为了Samuel Boidin写的,我跟他一起拍摄了《人之子》,Demester就是按他来写,但别人不是,我要找到一个Barbe,但一直没有找到,因为你找不到一个真正属于Barbe的人,比如你找一个专业演员,她读读剧本之后我们来拍,我不相信。所以我需要找到一个人,一个个体,能让我感觉接近这个人物,这让我用去2年时间去接触一些人,想根据她们的特点调整这个人物,她们的情绪、特点和气质,然后我写一些东西让她们去表演,比如觉得Adéla?de Leroux比较接近这个角色,但剧本中那个Barbe就不再存在了,是我最终确定是她来演,她可能比较接近这个人物,但又可能离剧本中的人物比较远,所以,最后是Barbe/Adéla?de才是应该寻找的。所以我引导她不是根据剧本,比如说在剧本中,有一场戏是她搂着两个男孩一起走,在剧本中,这个画面是非常诗意的,她要非常放松,但Adéla?de在演的时候就天气非常冷,她突然就流眼泪了,完全在意料之外,她哭了有10几分钟,大家都不知道该干什么,这时我知道,这才是我要拍的人物,我就把这场戏留在里面。她有一种情绪,可能是我原来没有注意到的,我就保留了这种东西。所以,“溶解”就是我跟他们在一起所能做的事,而他们是人物,他们要溶解在电影里。有的时候,演员也会对我说“不”,他们会说他们不能这么做,我也会接受他们的意见。有时候他们说“可以”,我喊“开拍”,他们就按照他们想象的去表演,我也不知道他们想什么,我只是控制好摄影机。所以剧本不是牢不可破的,它需要不断变形。 影片一面讲述弗兰德,一面讲述战争,对于您来说,在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共同的联系么? 其实在我写的时候,根本无法想象两条线索的样子,我也不能预先去想象,最终都是剪辑完成了它们的关系。我只想说,在弗兰德有这样一个女孩,她在那里的生活,在伊拉克,她的男朋友在经历战争。我甚至删除了一些画面,因为我觉得那种关联性有点愚蠢,那样做很不容易,但很愚蠢。在拍摄时,我也会修改剧本,让两边的故事之间存在一种和谐。 也就是说在两条线索之间存在一个秩序? 当然。但我感兴趣的不是意思,不是交待一个意义,而是提供一种表达,一种节奏,所以电影没有讲述太多意思和故事,而是通过一场戏到另一场戏,非常紧凑,观众处于一种情绪中,一种想象中。如果说通过电影讲一个意思,那我就过时了,这个过时就是说,我要谈的是电影本身,而不是电影里的现实,我想说:看那些被展现的东西,我拍了这个电影,之后电影让观众参与,我不能去控制它,我也控制不了。 拍摄时也是这样的? 是的。当然,具体操作都是精心准备的,这只是一种电影理念,我不能去安排一切,不能去控制电影,但拍摄是非常精确的,摄影机的走位、画框的选择,这些工作都是很具体的。怎么说呢,就是说,在一种很紧凑的形式之外保持一种自由,核心是很封闭的,没有太多态度在里面,它也有一种态度,这态度就是我需要它,我需要Barbe,我需要Demester,我需要他们对我说,他们让我知道一些事,我需要他们用一种方式来回答我。 那么您期待观众对这部影片产生什么想法? 观众看这影片的1个半小时,很可能不知道影片到底在谈论什么,我没有一个东西要说。观众是被催赶的,影片的动作会让他们的思路奔跑,而不是一种麻痹的状态,我也不想控制观众,但同时我想给观众提供一种东西,一种他们很熟悉的人类本性,比如战斗、性爱,这就像哲学,我拍电影就像哲学,它们都关于人类的本性,观众完全能理解这些本性,当然我不能保证自己能把所有观众都聚集到电影院里去看、去喜欢我的电影,我不愿意去说教,观众坐在那里,这是才是我的兴趣,电影中有性爱,有各种情绪,我在等待观众做总结,等待他们通过电影来质问人们建构的文化。在内心深处,我这种对文化是怀疑的,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但对于我,电影可以用来提一些问题,比如“我们是什么?我们来自哪里?要做什么?” 您是不是不在乎电影的上座率?比如说只有一小部分观众才看你的电影,才喜欢的你的电影,而你无所谓? 不,那样的话我会很伤心!(笑) 那你会改变自己应和观众? 不!我会觉得自己的方式还不够好,没有达到最好,我会把我的方式做的更好。我认为一种电影表达完美地得到实现时,就会拥有观众。 2006年5月24日,戛纳,国际电影村 已发表于《看电影》。

阿兰·卡瓦利耶

阿兰·卡瓦利耶(Alain Cavalier)是一个比菲利浦·加雷尔更加低调、神秘的导演,他原名阿兰•弗雷塞(Alain Fraissé),1931年9月14日出生于法国小城文多姆(Vendôme),位于罗瓦-谢尔省(Loir-et-Cher)。 50年代初,阿兰•卡瓦利耶在大学学习历史学专业,毕业后非常喜爱电影而进入IDHEC读书,IDHEC毕业后,1957年,卡瓦利耶成为路易·马勒的助理导演,先后成为《通向死刑台的电梯》(Ascenseur pour l’échafaud,1957)和《情人们》(Les Amants,1959)的副导演。1958年,他拍摄了第一部短片《一个美国人》(Un Américain,1958),讲一个美国学雕塑的学生来到法国深造,但为生活所迫,他不得不在巴黎卖报纸的故事。这之后,卡瓦利耶开始长片创作,早期电影都带有浓郁的政治批判色彩,1961年的长片处女作《岛屿上的战斗》(Le Combat dans l’île ,1961)讲述了一个青年法西斯分子的故事。1964年,他又拍摄了以阿尔及利亚战争为题材的电影《不屈服的人》(L’Insoumis,1964),该片虽有罗米•施奈德(Romy Schneider)和阿兰·德龙(Alain Delon)这样的大明星加盟主演,但与同时代反映阿尔及利亚战争的影片一样,遭到了政府严格审查,上映时许多片段被剪掉,也遭到了商业上的失败,使卡瓦利耶一度对政治电影灰心失望,转向商业题材,拍摄了犯罪电影《皮包》(Mise à sac,1967),和改编自弗朗索瓦丝·萨冈小说的《心跳》(La Chamade,1968),这两部影片让卡瓦利耶在商业上获得了小小的成功。 当卡瓦利耶日以被公众所接受时,“五月风暴”的爆发让他对社会现状非常失望,在70年代一度沉寂,开始了他的旅行生活。8年后,1976年,卡瓦利耶重新回到摄影机前,开始了他的实验电影时期,先后拍摄了带有实验色彩的《无尽美好》(Le Plein de super,1976)和《马丁与雷阿》(Martin et Léa,1978)。《无尽美好》讲述了四个法国青年在法国乡村、森林、公路上的漫游故事,卡瓦利耶没有给主人公以具体的名字和身份,也没有明确的剧情和故事,用一种公路电影的风格描述了几个青年人的精神旅行。卡瓦利耶接下来的两部实验电影《这个留言机不能留言》(Ce répondeur ne prend pas de messages, 1979)和《卡瓦利耶的来信》(Lettre d’Alain Cavalier,1982)都没有正式放映发行,但1980年《奇异的旅行》(Un étrange voyage, 1980)使他获得了当年的路易·德吕克奖。之后,卡瓦利耶再次在电影界消失。直到1986年,他以天主教的著名圣女德兰(Saint Thérèse des Lisieux)的传记拍摄了《特莱斯》(Thérèse,1986)影片可谓一鸣惊人,获得空前的成功,获得戛纳电影节评委会奖和6项恺撒奖。 《特莱丝》是卡瓦利耶在剧情片创作上的代表作,也是法国新电影时期最伟大的电影艺术品。他通过绘画般的古典主义完美主义手法,以高超的光影手段向法国传统的天主教道德谱写一首颂诗。《特莱丝》是美仑美奂的电影,影片理想化地还原了圣女德兰的生活片段,以以真亦幻的舞台布光,再现了一个圣女形象,表现出卡瓦利耶深厚的绘画功底和娴熟的造型表现能力。 《特莱丝》之后,卡瓦利耶第三次在公众视野里消失,醉心于他的实验电影。1993年,他拍摄了带有实验色彩的电影《解救我》(Lebera me,1993),影片以无对白的方式,展现了几个主人公内心中的压抑和苦闷,以不断闪现的幻想,现实与梦境的交错,以近乎默片的视听手段,提供了一种难以言说的观影乐趣,手法新锐,但观赏性不强,影响不大。在整个90年代,卡瓦利耶都保持低调的生活方式,成为法国具有神秘色彩的电影导演。1995年,卡瓦利耶拍摄了75分钟的实验电影《相遇》(La Rencontre,1996),讲述一个青年导演与一个女人相遇后,开始用摄影机拍摄他们的生活,但渐渐地发现自己已经不能遵守真实的规则,开始用生活去创作一部电影。在得到电视台的工作后,他开始向传统的电影语言发起了挑战。在90年代,卡瓦利耶开始尝试纪录片拍摄,他拍摄了系列纪录片《24个画像》,以他在生活中感兴趣的24个人为主,这些纪录片有的曾在电视台播出,其中四部合为一部长片《生活》(Vies,2000)于2000年11月上映,仍然只在小范围内产生影响。 2002年,受到纪录片创作的影响,卡瓦利耶拍摄了《勒内》(René,2002),这是一部带有纪录风格的剧情电影,影片以纪录片的手法和形式组织一个虚构的故事,一部带有纪录片色彩的“场面调度电影”。勒内是影片主人公的名字,一个性格外向的戏剧演员,但他太胖了,体重超过300公斤,这严重影响了他的健康和工作,也影响了他的感情生活,影片从他的妻子离开他开始,一点一点交代勒内面临的家庭问题、工作问题和情感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勒内开始进行减肥,这种减肥即使一种身体上的重生,也是生活上的重生,而他的名字“re-né”显然也有“重生”的含义。影片并没有严格的剧情交代和严谨的叙事,以勒内生活中极光片羽的片段,有层次、有步骤地进入一个普通肥胖人的内心世界。卡瓦里耶虽用自然光拍摄,但他充分利用日常生活中的暖光时段,创造出温暖的、喜剧的生活色调,使影片的气氛比较乐观、轻松。勒内渴望通过痛苦的强化治疗,迅速让自己恢复正常生活,面对他,卡瓦利耶重点表现可他乐观豁达的精神状态,展现他作为一个戏剧演员的天性部分,他的幽默感,大胆的自嘲和熟练的舞台功底,相反,仅用猎枪、野鸭等几个简短细节来呼应他脆弱的内心世界。卡瓦利耶有耐心地以与人物互动的期待方式展开叙述,这种自然的现实的美学追求与《特莱斯》完全不同,代表了卡瓦利耶在90年文本实验阶段的成绩。 通过捕捉瞬间的生活细节,实现难以想象的电影真实,卡瓦利耶比皮亚拉走的更远,对皮亚拉剧情片的真实美学的发展,这种发展最终以自传体纪录片《拍摄者》(Filmeur,2005)的方式,与皮亚拉电影的自传化倾向汇合了。《拍摄者》由卡瓦利耶自1994年到2005年11年间拍摄纪录片的日记剪辑而成,他将拍摄纪录片的感受和自己的生活以电影的方式呈现出来,在这个意义上,卡瓦利耶彻底成为“真实主义”的电影人,他将导演/幕后者推向前台/镜头,把纪录片导演的工作、生活和思考,与那些纪录片一起,像正片/负片的方式呈现给观众,是对一种电影美学的忠诚,一种完成。

当戈达尔遇到昆汀

每年的戛纳都有看不够的风景,每年都有许许多多的看点,美女如云,名星汇集,一语惊人或者名落孙山。而今年,我心中最关系的是,当戈达尔遇到昆汀,这可能是红地毯上无数觥筹交错、即兴言欢的会面中最具魅力的一个,真正称得上只有在戛纳才能眺望的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