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过世了。我回法国时他还是好人一个，临行那天他给我打电话说：是胃炎，没事，放心吧。我们都很高兴。 父亲11月2日住院，18日就走了，我还没见过这么毒的癌。一个人就这样从这个世界里消失了。我觉得像梦，我盼望着梦能醒。 我知道他患的是肝癌时人在法国，天降大雨，难以相信。我回国见到父亲时，他还清醒着，他抱着我的头说：等病好了，我再也不喝酒了。我们到最后也没告诉他是癌症。他走得很干净，很利落，让一场灾难变得像梦。 以前总觉得照顾父母还有时间，等自己发展好了，好好照顾父母。其实，他根本不给我时间。 我可能是个成功的学生，但永远不会是一个成功的儿子了。 父亲走好。

讨论谁是不是公共知识分子有意思么？讨论某某人距离公共知识分子还有多远，这有意思么？鲍曼20年前不是举过例子说，当一件事一定要单独拿出来说，让人去注意这件事的独特、奇特或者有多奇妙时，这件事就不那么“和谐”了。谁是什么，就让他是什么，谁都别急着批准什么事。如果自诩为公共知识分子的人都在讨论谁谁是不是公共知识分子的话，那要这种知识分子也没啥用。顺便问一下，什么是公共知识分子，什么又是私密知识分子？许多被公共知识分子崇拜的公共知识分子其实都是私密知识分子，伟大的知识分子何时有过公众性？我到觉得他们终其一生都在对所谓公众的集体盲目性、不开化和愚蠢而战斗。 公共知识分子们，别闹了，定出身、定成分的事，在舆论场域迅速扩张的今天毫无意义。

回国一年，感觉变化大，变化快，快得像《特种部队：眼镜蛇之崛起》里的高科技制服：横竖是挡不住了。高楼大厦小区街道像雨后蘑菇一样哗啦啦地长。还有一个感觉就是，人们对时代的思考非常活跃，而且种种判断始终在变，迅速否定昨天，而今天又被明天迅速否定。觉得了解时代，又觉得不了解时代。这是一个发展太大太快而电压不稳的年代，甚至用不着反思，没时间反思，你发展就行了。我跟很多人聊天，聊中国，谈时代，谈理想和艺术，谈资本主义都是纸老虎，这些问题因为其实对成名没什么帮助，又买不到房子，攒不下钱，显得特别不合时宜。回国另一个感受是突然发现自己母语退化，不善交际，思想保守，墨守成规，问题浅薄，遇到不起眼的新鲜玩意就大惊小怪，毫无城府，偏见根深蒂固，考虑问题极端，思维速度减缓，身体衰老，审美能力下降，总之是“海归症候群”。 中国的经济发展是橱窗式的，把符合科学发展观的华丽和完美放在巨大的华彩橱窗中吸引别人的目光，别人越惊讶，我们越自豪，以此证明我们富了，我们进步了，我们赢了，我们的GDP像宝马车的发动机一样，老子有核武器了，有全球破记录的焰火了，北京的房价追巴黎赶纽约了，我也配姓赵了，家里也有吴妈和小尼姑了。在一个任何事物都没有什么实质意义的世界，或者没有时间去追问实质性意义的世界，像我这样有幸被自己的祖国的发展而赋予了生活意义的年轻人，必须为了国家献出自己的一切。但我发现自己的性格弱点是“难以橱窗化”，我必须自我修改，否则要落伍，要被国家发展的幸福不断占有，我必须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请人吃饭上好馆子，出门办事穿名牌西装，找漂亮的女朋友，穿名牌运动鞋，坐飞机要拉好看的旅行箱，当新款手机的广告还没有下线就买一个玩玩，铃声一定要大而奇怪，要抽品牌香烟，最好是看起来像南京或者黄鹤楼那种，让孩子读每小时600元的英文课程，在同事面前美化自己的留学史。如果你把自己变成一枚活动橱窗，你就赢了，你就与时代同步了，你就拿到了创业板的入场券了，在三五年内摇身一变成为别人眼中令人羡慕的暴发户。只有橱窗人格才符合这个机会主义时代，橱窗面前人人平等，消费符号的崇拜面前，人在本质上没什么差异。 我想起加缪在二战期间给一个德国人写的信，我们身上总有某些东西，让我们放任自己的本能，蔑视智慧而崇拜效率，我们杰出的美德让我们以厌倦告终，智慧使我们羞愧，我们会像那些幸运的野蛮行径，真理就唾手可得了。 牢骚完毕。我已回到法国。这个国家的发展比蜗牛还慢，而且我发现它不能给我提供过去的安全感，就是说，它仍然是陌生的，我必须与它重修旧好。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像想象的那样友好，除非你在那个社会里把自己修正得友好。整个二战期间，季羡林都在德国留学，他见过纳粹，见过纳粹如何收拾犹太人，排挤中国人，但他必须在那个环境里把自己变成一扇友好的橱窗，他在德国呆了整整11年，可以想象那是一扇多么艰难的橱窗。

有时候，面对中国现实，我激愤得感觉无话可说。 我对中国现在的许多事非常失望，尤其是最近报道的关于中学生的事情，我认为90一代人的社会教育是全面失败的，当然，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也有一定责任，但我认为主要责任在社会教育，这些孩子成长在一个社会道德、责任和价值观迅速崩溃的时期，我觉得用“意识形态的转型”这种术语都无法描述我内心的失望和震惊。谁是社会教育，就是你，我，我们所有人，孩子们看到的这个世界中的每个人的言行，没能提供判断的标准。这不是孩子们的堕落，而是我们的失责。 关于新疆骚乱，我个人旗帜鲜明地反对民族分裂，反对暴力，反对分裂国家和煽动种族仇恨。前有纳粹，后有卢旺达和南斯拉夫，人文知识分子必须站出来为告知民众不能陷入“仇恨与土地”的历史深渊。写这些东西的书还少吗？这样的电影还少吗？我们不能让血流在土地上，种下仇恨，不能让《暴雨将至》《卢旺达酒店》这种事情再次发生了，那不但是中国的悲哀，也是整个世界的悲哀。是人性的悲哀。 中国媒体的表演也让人深深失望，十年前，做中国媒体的是一批精英知识分子，他们有文化理想和社会抱负，而今天，执掌媒体的是那些学术工业下培养出来的学徒工，他们根本不顾忌责任、理想，这些青年被现代城市汹涌的欲望吹拂着，一心打算成为财富和地位的占有者，过上布尔乔亚的生活。我说的难道过分吗？有些东西，媒体无能为力，这可以成为借口，但哪怕文化新闻和体育新闻方面，不但都毫无个人的价值判断，而且相互抄袭，完全不顾及媒体的社会责任。李连杰花1000万美元买豪宅算什么新闻？这算新闻吗？它向民众传达着什么信息？周迅分手算什么新闻，大众偶像在爱情上失败或不忠，向青年人传达着什么？为什么有人会做这样的稿子：央视最穷的女主播是谁谁，如果我说媒体在鼓吹“笑贫不笑娼”，过分吗？当年麦克尔·杰克逊出事的时候，中国媒体大肆跟着西方媒体鼓吹（中国一大批编译外媒稿件的外语专业的编辑都是没脑子的人），参与这个毁坏圣像的运动，如今又矫情地纪念，太无耻了。作为一个媒体，你连价值判断的延续性都无法保持，惠德勒的情况是一样的，当年有多少媒体大肆鼓吹惠德勒已经江郎才尽？说明你也是既得利益者，什么有利就做什么，毫不顾忌自己曾经说过什么，做过什么，这种不要脸跟腐败分子没区别。

今晚在饭局上被朋友问起“书亚”，但感觉说的是两个人，我也闹糊涂了，所以回来上网仔细查一下，发现早有人考证过这个问题，于是转载过来。这也真巧，做影评的人本来不多，重名的几率应该很低阿。前些日子，一位在影视艺术研究中心读书的孩子给我写信，说在这个学期的课表上看到了我的名字，问是不是我去上课，我分析可能是那位电影策划人李洋，结果他（她）回信说确实如此。你说巧吧。 顺便说一句，这两位书亚的文章我都非常喜欢。最早我很喜欢王怡的影评和他自洽的解释电影的角度（但我觉得他在模仿刘小枫），后来南周系出事变，博客就没了。后来《看电影》上开专栏的书亚文章读的不多，因为我始终在法国，但其中几篇发表在网络上，我仔细读过，感觉比网络上跑火车一般的影评好多了，写作很认真，尤其是PTU的剧本分析，而且好像曾经在Moviegoer上讨论过一些事。后来做了导演，就不写评论了。这两位书亚也似乎代表了影评人的两个真正的出路？一种是导演，一种是出书？ 想一想，网络上很多熟悉的写影评的ID如今已经消失了，又有许多ID风风火火地跑出来，有时还是蛮感慨的，尤其是夜航船和后窗看电影那个时代，本来没有几年的事，现在却开始怀旧了。是啊，转眼间我都毕业了。人都说“同行是冤家”，写影评的人很多自视清高，但不知怎么着，突然觉得大家应该彼此鼓励、彼此期待，因为跟评股票的相比，评电影的人还是太傻、太天真了（我觉得真心热爱电影的人，骨子里都充满纯真、不愿面对现实的人），而且圈子不大，需要很多声音、方法和风格，总好过现在这种不愿意去读影评的疲惫和无力，当年趴论坛时，可是整夜整夜地翻帖子看啊，那个时代也过去了？套用桑塔格的一句话：如果好看的影评死了，电影也就死了。 以下内容为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