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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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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之行
5月22日，应舒琪老师邀请，我和肖熹去了香港，参加香港演艺学院和岭南大学联合主办的“电影与教育研讨会”。肖熹博士不在邀请之列，身份是陪游，她的主要任务是到铜锣湾给家人和朋友购买化妆品。这是我们第一次去香港，第一次与香港前辈学者接触和交流，非常高兴。本来想像卫西谛写“暴走欧洲系列”那样，图文并茂地写一点感受，无奈从香港回来后，接连忙于学校事务，去了两次北京，安排期末考试，硕士和博士的面试，以及被封闭起来批高考语文卷，所以一直没时间把这次香港之行的故事拿出来跟大家交流。 这次在香港遇到许多前辈老师，过去只闻其名，未见其人，这次近距离接触，颇有感慨。香港学者有着那种强烈的开放意识，可能与香港地域的特点有关，他们的思路比较开放和自由，没有界线，交流起来非常坦率、直接，气氛与在国内参加学术会议完全不同。舒琪老师是我这次香港之行的主角，这位知名影评人、导演、编剧、院长，在外表上却异常朴素，而曾经的诗人、岭南大学比较文学教授梁秉钧先生（笔名：也斯），更是以他的风趣、朴素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他们既不像我想象的明星学者一般华丽，也不像艺术家那样难接近。 第一天是在岭南大学，听了不同学者对电影与教育问题的研究，很受启发。岭南大学虽然不大，但环境非常不错（具体见图片）。我们开会很有意思，英语、粤语、普通话，横滨大学的一位日本学者、香港大学一位韩国学者和我，可能是在语言上最吃亏的了。好在那位韩国学者是法语专业的，我们说了一会法语。第一天晚上，梁秉钧教授在元朗（离天水围不远）的一家香港老店招待我们，据说这家店的老板在香港非常有名，是《麦兜故事》中一个人物的原型。第一晚的主题后来基本上围绕黎明展开了，里面有很多只可意会、难以言传的笑谈，很开心。 第二天上午在香港演艺学院在伯大尼的分校，观看一批亚洲学生短片作品，水平不错。看了舒琪老师带领学生做的给《南方都市报》十周年的作品《十年》，很”电影“的一部电影，情感很真。李道明老师的学生作品也不错，讲三个少年在一起过了一夜的故事。下午在演艺学院与杜琪峰、许鞍华导演进行Round Table，有我的发言环节。演艺学院的学生做了摄像。香港演艺学院伯大尼校区的环境很特别，一楼是一间小教堂，我们举行活动那天还有人结婚。 我们住在湾仔国际酒店，在香港演艺学院、香港文化中心和香港国际会议中心旁边，面对着维多利亚港，可以直接享受香港美丽的夜色。香港还有很多感受，回头补充。 下面是图片： [imagebrowser id=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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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知识分子有意思么
讨论谁是不是公共知识分子有意思么？讨论某某人距离公共知识分子还有多远，这有意思么？鲍曼20年前不是举过例子说，当一件事一定要单独拿出来说，让人去注意这件事的独特、奇特或者有多奇妙时，这件事就不那么“和谐”了。谁是什么，就让他是什么，谁都别急着批准什么事。如果自诩为公共知识分子的人都在讨论谁谁是不是公共知识分子的话，那要这种知识分子也没啥用。顺便问一下，什么是公共知识分子，什么又是私密知识分子？许多被公共知识分子崇拜的公共知识分子其实都是私密知识分子，伟大的知识分子何时有过公众性？我到觉得他们终其一生都在对所谓公众的集体盲目性、不开化和愚蠢而战斗。 公共知识分子们，别闹了，定出身、定成分的事，在舆论场域迅速扩张的今天毫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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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导演了杰克逊
1987年，马丁·斯科西斯指导了MJ的《Bad》的MV，后来成为MV的经典之一： 科波拉拍的科幻片你看过么？1986年，乔治·卢卡斯和科波拉编剧，为MJ给迪士尼公园拍了3D科幻短片《Captain EO》，该片导演原本是斯庇尔伯格，但斯庇尔伯格同学太忙，最后是科波拉在摄影机后指导了这部不到20分钟的科幻片，该片用70毫米拍成，是当时首屈一指的大投资： 1991年，恐怖片导演约翰·兰迪斯（John Landis，《美国狼人在伦敦》）指导了MJ最著名的12分钟的MV《Black or white》，影片最后的变脸特技惊动了一个时代： 当然，约翰·兰迪斯指导的最有名的MJ的MV是，8年前两个人合作的带有恐怖色彩的《Thriller》，几乎经久不衰： 1992年，MJ的专辑《Dangeous》有一个30秒的预告片，这个预告片的导演叫大卫·林奇，可惜，这个MV预告片中国视频网站上没有。 1978年，西德尼·鲁梅特（Sidny Lumet）导演了《新绿野仙踪》，影片不太成功，但MJ参与演出，并主唱了所有曲子。 1996年，MJ拍摄一部关于底层人的MV《They don’t care about us》，导演是斯派克·李（Spike Lee），MJ认为没有别人比斯派克·李更能表达这部音乐的力量，斯派克·李拍过打鼓的片子吗？ 最后，我认为MJ最好的MV，是1996年美国一等一的特效师斯坦·温斯顿（Stan Winston）为他拍的《Ghosts》，我觉得40分钟的短片也是此时此刻最适合纪念他的作品，看那些画面，感觉这个流行之王可能扮作鬼魂仍然活在这个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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橱窗人格
回国一年，感觉变化大，变化快，快得像《特种部队：眼镜蛇之崛起》里的高科技制服：横竖是挡不住了。高楼大厦小区街道像雨后蘑菇一样哗啦啦地长。还有一个感觉就是，人们对时代的思考非常活跃，而且种种判断始终在变，迅速否定昨天，而今天又被明天迅速否定。觉得了解时代，又觉得不了解时代。这是一个发展太大太快而电压不稳的年代，甚至用不着反思，没时间反思，你发展就行了。我跟很多人聊天，聊中国，谈时代，谈理想和艺术，谈资本主义都是纸老虎，这些问题因为其实对成名没什么帮助，又买不到房子，攒不下钱，显得特别不合时宜。回国另一个感受是突然发现自己母语退化，不善交际，思想保守，墨守成规，问题浅薄，遇到不起眼的新鲜玩意就大惊小怪，毫无城府，偏见根深蒂固，考虑问题极端，思维速度减缓，身体衰老，审美能力下降，总之是“海归症候群”。 中国的经济发展是橱窗式的，把符合科学发展观的华丽和完美放在巨大的华彩橱窗中吸引别人的目光，别人越惊讶，我们越自豪，以此证明我们富了，我们进步了，我们赢了，我们的GDP像宝马车的发动机一样，老子有核武器了，有全球破记录的焰火了，北京的房价追巴黎赶纽约了，我也配姓赵了，家里也有吴妈和小尼姑了。在一个任何事物都没有什么实质意义的世界，或者没有时间去追问实质性意义的世界，像我这样有幸被自己的祖国的发展而赋予了生活意义的年轻人，必须为了国家献出自己的一切。但我发现自己的性格弱点是“难以橱窗化”，我必须自我修改，否则要落伍，要被国家发展的幸福不断占有，我必须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请人吃饭上好馆子，出门办事穿名牌西装，找漂亮的女朋友，穿名牌运动鞋，坐飞机要拉好看的旅行箱，当新款手机的广告还没有下线就买一个玩玩，铃声一定要大而奇怪，要抽品牌香烟，最好是看起来像南京或者黄鹤楼那种，让孩子读每小时600元的英文课程，在同事面前美化自己的留学史。如果你把自己变成一枚活动橱窗，你就赢了，你就与时代同步了，你就拿到了创业板的入场券了，在三五年内摇身一变成为别人眼中令人羡慕的暴发户。只有橱窗人格才符合这个机会主义时代，橱窗面前人人平等，消费符号的崇拜面前，人在本质上没什么差异。 我想起加缪在二战期间给一个德国人写的信，我们身上总有某些东西，让我们放任自己的本能，蔑视智慧而崇拜效率，我们杰出的美德让我们以厌倦告终，智慧使我们羞愧，我们会像那些幸运的野蛮行径，真理就唾手可得了。 牢骚完毕。我已回到法国。这个国家的发展比蜗牛还慢，而且我发现它不能给我提供过去的安全感，就是说，它仍然是陌生的，我必须与它重修旧好。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像想象的那样友好，除非你在那个社会里把自己修正得友好。整个二战期间，季羡林都在德国留学，他见过纳粹，见过纳粹如何收拾犹太人，排挤中国人，但他必须在那个环境里把自己变成一扇友好的橱窗，他在德国呆了整整11年，可以想象那是一扇多么艰难的橱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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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望
有时候，面对中国现实，我激愤得感觉无话可说。 我对中国现在的许多事非常失望，尤其是最近报道的关于中学生的事情，我认为90一代人的社会教育是全面失败的，当然，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也有一定责任，但我认为主要责任在社会教育，这些孩子成长在一个社会道德、责任和价值观迅速崩溃的时期，我觉得用“意识形态的转型”这种术语都无法描述我内心的失望和震惊。谁是社会教育，就是你，我，我们所有人，孩子们看到的这个世界中的每个人的言行，没能提供判断的标准。这不是孩子们的堕落，而是我们的失责。 关于新疆骚乱，我个人旗帜鲜明地反对民族分裂，反对暴力，反对分裂国家和煽动种族仇恨。前有纳粹，后有卢旺达和南斯拉夫，人文知识分子必须站出来为告知民众不能陷入“仇恨与土地”的历史深渊。写这些东西的书还少吗？这样的电影还少吗？我们不能让血流在土地上，种下仇恨，不能让《暴雨将至》《卢旺达酒店》这种事情再次发生了，那不但是中国的悲哀，也是整个世界的悲哀。是人性的悲哀。 中国媒体的表演也让人深深失望，十年前，做中国媒体的是一批精英知识分子，他们有文化理想和社会抱负，而今天，执掌媒体的是那些学术工业下培养出来的学徒工，他们根本不顾忌责任、理想，这些青年被现代城市汹涌的欲望吹拂着，一心打算成为财富和地位的占有者，过上布尔乔亚的生活。我说的难道过分吗？有些东西，媒体无能为力，这可以成为借口，但哪怕文化新闻和体育新闻方面，不但都毫无个人的价值判断，而且相互抄袭，完全不顾及媒体的社会责任。李连杰花1000万美元买豪宅算什么新闻？这算新闻吗？它向民众传达着什么信息？周迅分手算什么新闻，大众偶像在爱情上失败或不忠，向青年人传达着什么？为什么有人会做这样的稿子：央视最穷的女主播是谁谁，如果我说媒体在鼓吹“笑贫不笑娼”，过分吗？当年麦克尔·杰克逊出事的时候，中国媒体大肆跟着西方媒体鼓吹（中国一大批编译外媒稿件的外语专业的编辑都是没脑子的人），参与这个毁坏圣像的运动，如今又矫情地纪念，太无耻了。作为一个媒体，你连价值判断的延续性都无法保持，惠德勒的情况是一样的，当年有多少媒体大肆鼓吹惠德勒已经江郎才尽？说明你也是既得利益者，什么有利就做什么，毫不顾忌自己曾经说过什么，做过什么，这种不要脸跟腐败分子没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