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朔：我内心有无限的黑暗和光亮（一） 王朔 孙甘露 （《收获》2006年第5期，《一个人的电影》专栏） 王朔：我自己其实光靠写作也没挣到能活一辈子的钱。1991年以后我也没写什么大东西，也是不愿意重复自己，自己抄自己也没劲。觉得要写就写一个跟以前不一样的小说，但又不清楚是什么。大概有十几年一直在写，写出来的都不是那意思，也不知道自己要什么。 孙甘露：有同感。 王朔：（笑）时间长了，总有经济压力，总是要挣点小钱维持基本需要，社会多势利呀，我又那么虚荣。又不想太劳心，所以没事去做电视剧、电影策划、编剧什么的，主要从这行业挣钱度日。这一行整体水平确实不高，钱挣着不累。

稀有金属 文：阿城 我确信，除了朱天文，没有人可以担当侯孝贤的编剧。任何人看过这本书之后，可以自己掂量一下我说得对不对。 我并非在说朱天文是那种悍得——按罗永浩语录:剽悍的人生不需要解释。侯孝贤正是这样的人。相反，天文永远是柔弱，专注，好奇，羞涩， 敏锐，质朴的集合体，每每令我有置身万花筒前的惊叹，却又感叹她居然天生无习气。天文又似乎天生就有听别人说完的静气，每每令我有是否接着讲下去的犹疑。 每次读她的文字，是绝不敢速读的。天文的文字之美，毋庸我细说，单独要说她文字性格里有一股侠气与英气。中国中古至上古，记录中常有此类气血涌动。汉唐时 文人常要随军才会有仕途，自然诗文中有气血四合的筋骨，最为人钦羡的是“倚马立就”。我每读天文的收在这本文集里的文字，都有她倚马立就的感觉，当然，远 处老侯在炯炯地盯着摄影机前的一切。 可是在台北东丰街的茶艺馆“客中座”里，常常一个电影的萌动，是从这里开始，我看着柔弱的天文，问自己，是她吗？ 当然是她。因此我才想到合金。侯孝贤无疑是贵金属，但如果没有朱天文这样的稀有金属进入，侯孝贤的电影会是这样吗？换言之，侯孝贤的电 影是一种独特合金。这样的说法，其实有违我一向的说法:电影是导演的。侯孝贤确实在拍摄时注重摄影机前具体发生了什么，因而常常悍然改动剧情，令人跟不太 上。 朱天文引摄影师陈怀恩的话说，如果有人跟过侯导的一部戏，能学到什么，那是骗人的。有没有这么惨，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怀恩说的是真的。 我大概有三四次看侯导拍戏的机会，一次是《好男好女》，借用林怀民的云门舞集排练场，搭了个小内景，拍伊能静演生孩子的戏，怀恩掌机。现场的人都非常年 轻，老侯和我算岁数最大的了，但老侯永远是年轻的，目光锐利逼人。我趁机在一边用镜间快门的小相机拍了几张，随老侯多年的小姚探过头来看我是不是用闪光， 我说怎么会？镜间快门声音很小，闪光肯定不会用的啦，而且还没开拍嘛。小姚说，上次拍《戏梦人生》剪辫子的戏，百多条辫子一下剪掉，根本不会拍第二条的。 结果开拍了，辫子刚剪掉，一位报社娱乐版的小女生就用相机闪了一下！哇，死掉！白拍了！大家都看着小女生，谁也不敢说话，小女生吓得一下就哭了。我说老侯 呢？小姚说，侯导居然什么都没说！反正白拍了而且也不可能再拍就对了。我听着汗当时就下来了。 那次天文当然也在，非常专注好奇地盯着一切。以至我要跟她说话的时候，她有惊吓的样子，令我愧疚，同时再一次问自己，是她吗？当然是她，这块小小的稀有金属在现场的阴影中，发着柔和的光。 这本文集，大部分内容我之前分别看过。这次集中再看一遍，心生感慨，它们深入历史诸阶段，美学，文学，导演，电影诸部门，人文，市场，伦理等等，同时又是无穷细节，柔刚相济的美文。这是电影史中罕见的文献，它有着阅读中文者久违而熟悉的特殊，文史一体。 好，不打扰了。你们读下去的时候，我的建议是，慢一点，不要赶，浇水的时候，慢，才能渗得深。 《最好的时光——侯孝贤电影记录》朱天文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10月版

作者：hooxi，选自：现象网（刚改良了速度） 面对某些电影，我沉思良久，一直没有合适的评语给它们。 我说的不是画面精良、布景光鲜、演员漂亮、音乐震撼的所谓“大片”。我说的是某些陈义高远、一出笼便能够得到影评人交口称赞、甚至被世界上最著名的电影节肯定的所谓“艺术电影”。 这些电影的制造者一般受过良好的电影训练，有着很深的艺术修养，对自己正在做的事情了如指掌，从编剧、摄影、表演、音乐、剪辑各个部分精益求精，你看到的第一眼便毫无疑问地知道：这是个“好”电影。它们“好”到让你哑口无言。它们知道自己的“完美”。它们的每一个要素都有备而来，并且从观众那里获得精心计算的“预期收益”，心安理得。它们让一些正在困惑于电影方法的人悲观绝望，因为“好”的电影正在源源不断地每年产生出来，尽管你或许认为，它们对于伟大的电影艺术所贡献的最新“遗产”正比其前辈们越来越少，但这并不妨碍它们成为小尺度的电影史上的优秀之作。它们或许只满足于这一点，因为，当代的批评话语已经无可争辩地认可了下面的“艺术事实”：真正的、完全的“创新”从来都是“浪漫的谎言”。迄今为止，电影史上所有的新的创造都已经完成，电影已经成为一种 “古典”艺术，后来者只需在某个确定的范围内达成“精致”便可能成就一部无可非议的“好”电影——这有点象围棋中的“收官”，你只要“正确地”计算并实施某些已成为“格律”的步骤，便可以最大限度地赢得“空间”。因为大局已定；电影史就留给你这么有限的空间；翻盘的可能性不是没有，但是微乎其微，除非你是个绝对的、横空出世的“天才”。但这样的“天才”只能出现在电影史的早期。那时，一切皆有可能；而我们现在已经丧失这种优越的可能性。这大概就是所谓的 “影响的焦虑”吧。治愈这种“焦虑”的药方，就是承认我们不是天才。我们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制作”电影，而不能“发明”某种“制作”电影的“新方法”。电影上的一切“方法”都已经产生，并在世界各地专业的电影学院里被讲授；学生们的任务是：用这些有来源的“方法”来“制作”一部“新的电影”。它们的 “新”也所剩无几：那是一些未被表现过的“题材”，一些未被表达过的“观点”。电影就这样成了一种成熟的“表达工具”和“表达语言”。2000年以来，世界上最著名的三个艺术电影节戛纳、威尼斯和柏林的选片人的任务变成了寻找那些表现了“新的现实”的电影。其中，戛纳突出了政治，威尼斯突出了底层，留给柏林的，就只有“性”了。2000年以来，这三个电影节所嘉奖的电影中，《华氏911》除了给美国总统罗列罪状之外，其电影“方法”陈旧不堪，甚至可比最普通的“政论片”；《断背山》除了西部牛仔+同性恋之外，其摄影、音乐、剧作、表演皆为二流好莱坞商业电影的“方法”，尤其可笑的是，在西部美丽的日照下，每一个场景中的人物都呈现出平庸的“侧逆光”；而在某一届柏林电影节上，一位只顾裸露自己身体的华人女星居然堂而皇之地成了评委，那一届的金熊奖给了谁，甚至在电影节结束之后再无人提起。而今年的戛纳金棕榈奖，彻底变成了诺贝尔和平奖：《风吹稻浪》如果不是表现北爱尔兰，结果会怎么样？一部标准的、精致的、因而也是在电影“方法”上不值一提的平庸的电影而已。评委们在投票时，大概忘记了戛纳电影节自己宣称的“contribute to the evolution of motion picture arts”的宗旨。这几年电影节传出的消息大体上都是：评委们在做决定时颇感踌躇，没有哪一部电影是在意见几乎一致的情况下胜出的。我想，大概和这些被选片人弄过来的电影基本上都似曾相识、水平难分高下有关吧。说到“水平”，自然和选片人的眼光有很大关系。当电影节（在这个世界上唯一能够被期许对电影“艺术”做出判断的地方）已经不再关注电影“艺术”（或者“方法”）的时候，选片人自然将目光更多地放到了“题材”的考量上。而对于“艺术”，则往往难以从电影史的角度去考察，更多可能是从某种心照不宣的“既定”规则去衡量该片是否是一部“制作出色”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