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台湾同行周星星博客上发表的关于新浪潮的一组文章，因为和谐，所以墙内爱好者看不到，所以搬到我的博客上来，以飨读者。这组文章可能是当前网络上介绍新浪潮最好的文章，如果配合我5年前年写“迷影文化”专栏那组文章一起读，会更有意思一些。文章中周星星都用了台湾习惯译法，不过这对影迷来说不算什么。文章资料基本上来自《特吕弗传》，顺便说一下，这本书已由单万里老师翻译完毕，并惠赠电子版抢先阅读，绝对是今年电影图书的重头项目，大家拭目以待。原文链接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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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评也抄袭？
转载自图宾根虞木匠的博客。这篇文章的观点我基本支持，除了这句：“我们高校里的博士、教授抄袭抄袭也就算了，反正国内学术圈是个烂圈子，没人当真。”如果中国的高等教育和学术工业都能默许抄袭，那你还能对别人有什么约束？我写的破东西还也被抄过几次，还有一些人的文章不能算抄我的文章，只能算用不同的词句阐述我曾阐述的观点和对象。周围一些朋友似乎在近几年也无一幸免，纷纷被抄。可我回国这一年，感觉有愈演愈烈的态势。戴锦华对我说，她想写一篇文章叫《呼唤伪善》，伪善是她一生所反对的东西，可到今天，人们连伪善都不需要了。从最近这些关于抄袭的风言风语中，我确实感到这一点，厚颜无耻可以当街过市了。我还有一点不明白，影评有什么可抄的？现在的人怎么如此急功近利？怎么这么既得利益？连自己动手写点东西都不肯了吗？写书还要用别人的句子。扭曲的学术体制会产生扭曲的个体，这其中些许可怜的客观因素，因为关乎现实生活，可影评、电影畅销书真不知道有什么好抄的。
九十年代与新意识形态
1927年冬天，鲁迅这样概括中国的状况：“中国现在是一个进向大时代的时代。但这所谓大，并不一定指可以由此得生，而也可以由此得死。” 借用他后来的话说，这“大时代”“也如医学上的所谓‘极期’一般，是生死的分歧，能一直得到死亡，也能由此至于恢复”。尽管七十多年过去了，若要选一个词来概括对于当代生活的感受，我却还是觉得这个“大时代”最为贴切。经历了十年“文革”的剧烈动荡，又经历了二十年“改革”的曲折变化，当代中国的社会现实正在向人们提出一系列堪称重大的疑问：“如何认识今日中国的巨大变化？”“中国现在是个什么样的社会？”“在‘全球化’的世界格局中，中国的‘现代化’与资本主义是个什么关系？”“在中国目前这样的‘现代化’过程中，国家、体制、社会阶层、统治意识形态…… 发生了什么变化？” “社会是否存在危机？倘若是，那是什么样的危机？它又是如何形成的？”“究竟是哪些势力的活跃正在促成或加剧这危机？在今天的社会中，又有哪些良性的因素，是可以激发起来削弱甚至消灭这危机的？”…… 在今天，任何一个对自己生活的现实睁着眼睛的人，大概都会意识到类似这样的许许多多疑问，甚至感觉到它们的迫人的份量吧。 而我觉得，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正有责任给出对这些疑问的清楚的回答。
如何抓住大陆观众的心
《环球》：您怎样看待未来华语电影市场的前景？对华语电影发展有何建议？ 侯孝贤：中国大陆电影市场非常庞大，规模可以相当于一个欧洲，大陆每个省的面积都相当于欧洲一个国家，中国人把自己的特色做好就已经很厉害了。 其实华语电影已经现代化了，电影结构和市场都已经现代化。从世界范围看，华语电影要走向世界首先就要做好自己，中国电影做好了自己的特色自然就是世界的，而不应该刻意模仿别人。电影一定要有自己的特色，世界电影界要看的也是你独特的东西。 我认为，中国电影应该以华语进入世界。华语电影被国际市场接受，比大家都用英语更有意思。人家出个题目然后我去做，对我来说那只是硬挺。华语导演还是应该拍华语片，用母语打入国际市常如果世界电影都说英语，就没有任何意思。正是因为不同，但是又都能够接受，才有跨文化的意义。
丹尼尔的浴室
第一次遇到埃曼努尔，是带《看电影》的老柯去《电影手册》杂志社谈合作的事。那时正是戛纳电影节刚结束，《电影手册》杂志全班人马（其实就几个人）正在紧张地杂志清样。付东引我们上二楼，偌大的《电影手册》杂志，连出版社带杂志社，总共加在一起办公面积也不到120平米。到二楼楼梯口的一张桌子前，一个大学生模样的人站了起来，这个人很干净、腼腆，像个刚入学的Master学生，付东说，“这位是埃曼努尔·布尔多，我们的编辑部主任”。我们握手。给老柯介绍一下，我说，“我们同学经常谈到你的文章”。这不是客套，我在学校的Master学生的影片分析课，课后几个要好的朋友经常出去喝杯咖啡，聊一些最近的电影话题，当然包括电影人、影评人和学者之间的恩怨是非。我认识的几个小愤青，他们都有不甩的影评人，有人不喜欢付东，有人喜欢若埃尔·马格尼（Joël Magny），有人不喜欢米歇尔·西蒙，但大家对埃曼努尔·布尔多评价都不错。埃曼努尔可能是目前《电影手册》杂志干活最多的一个，因为他辈分小，正值做事业的好时候，是《电影手册》最有前途的青年影评人。 我虽然关注《电影手册》，但说实话，在电影研究领域，《电影手册》并不是唯一、也不是最具参考性的référence，所以除了评论中国电影、法国电影的文章，我很少细读。应该说今天《电影手册》文风不那么踏实，或曰《电影手册》从来也不追求四平八稳的行文风格，也有一些文章有文法空泛、观点晦涩，也有一些文章特别engagé，被摸不去的意识形态薄膜包裹着。埃马努尔·布尔多的文章我读的不多，但读过几篇，感觉与我的观点颇为相似，比如他主持的“影海淘金”式的le cinéma retrouvé栏目，经常选择一些被历史忽略的有价值的影片，其选择与我的喜好特别相似，可能我辈青年有着同样的发现老电影的乐趣，而主编付东这样阅片无数的人，则主要写杂志的社论和重大电影话题吧。当然，付东的文章我也非常喜欢，尤其是他写的《法国当代电影史》，不能说字字珠玑，但对许多导演的分析，字短意长，让我在学习法国电影史方面得益良多。 埃曼努尔还有一个特点，尽管他对继承了电影手册坚守的“作者电影”价值传统，比如他对威尔斯、对雷乃、对戈达尔的热衷，但他对新的电影现象、电影风格有着青年人的敏锐和包容，比如对《伯恩的身份III》、西班牙恐怖片《Rec》和《黑暗骑士》这种携带着可贵信息的商业电影，也敢于大胆立题，让这个老牌杂志不至于显得过于保守。 我一直没时间译他的文章，但我现在可以转载一篇徐枫老师翻译他的文章《丹尼尔的浴室》，对《伯恩的身份iii》的简评，这篇简评没有完全展示这个影评人的全部能力和知识，但我们可大致了解一下他的价值轮廓。
李欧梵谈《色戒》
李欧梵谈《色|戒》 如果把历史因素放进李安的“场景调度”，电影《色，戒》就不会这么浪漫。 文学和电影不能完全忠实于史实，而是两种再现历史的艺术；文学用的是文字，电影用的是形象。这一个基本认识，往往被不少历史研究者或文学批评家所忽略。 电影如何以形象来展现历史的情境？除了说故事（也就是电影中的叙事，和小说技巧不同）外，就是人物的心理、造型，和以美工布景为依靠的“场景调度”（法文叫作mise-en-scene），此中学问大矣，是所有影评家和部分影迷（如我）津津乐道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