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帖置顶:前年冬天读西祠上旅美学者王卓异的文章时有感而发的一些话。我把老标题改了,这里权作对朋友们提问的回答。我不想再就这影片和关于左派的问题与任何人讨论了,拜托别再问了。关于网络,我要补充一点:西祠论坛,我每次登陆要好久,而且发言要审查超长时间,所以干脆不去了。读这文章,又想到扬米巴老师和罗展凤老师那让人“操心”的博客,每次打开要N久时间,blogcn堪称中国笨重、落伍的博客程序之首(其次是新浪),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人还喜欢留在那里“受虐”,卫西谛不是搬出来了么。可能最早在那里,就不愿意费事搬了?Cinepedia.cn怎么样?
西祠上出现这么一篇文章,叫《颐和园:今天,我们怎么作左派?》,后面有些跟贴,其中有张献民的,都是扬米巴惹的“祸”, 因为文章来自扬米巴多年前的一篇文章《今天,我们怎么作左派?》。
由于登陆西祠太费时费事,我贴在博客上,对于《颐和园》的政治隐喻问题,我与这位仁兄的看法完全相反。
我们先放下影片在具体的时代背景、政治背景以及文化工业背景所能产生的各种解释,不谈娄烨这个人,不谈参加不参加这个那个电影节,不说影片在此时或彼时有什么具体的效果和利益,不谈那个声明,只说电影本身,电影的表达方式。我当然不是置疑这些切入点的有效性,何况以上观察和评判作品的方式已存在了几千年。
我们只看电影。这个电影里,有很多属于历史范畴的东西,也就是说,是那些属于国家的、民族的、历史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时代的……同样,也有很多属于个体范畴的东西,也就是说,我的,你的,他的,爱情的,内心的,无意识的,青春的,冲动的……
两相比较,我喜欢《颐和园》的地方,恰恰在于如何处理两者的关系上。与第五代、第六代的代表影片相比,同样是面对这样两个范畴的选择,在《颐和园》选择了个体,而历史仅仅是背景,甚至是相当模糊的背景,远远地在后面,而站在前面的,是个体,是一个活生生的有问题的个体。它不再像第五代的作品,比如,当我们面对《活着》《霸王别姬》《蓝风筝》这些电影时,你几乎必须从“中国、历史、时代”等类似的词语开始你的陈述,而面对贾樟柯的电影,你则必须开始于这样的语体:一代人,一类人,一群人。而在《颐和园》里,我们开始于“个体”,开始于一个人,开始于你,我,她,开始于某个人的某个事。这或许还不太清晰,但确实如此,影片的重心,已经从“前现代化”问题时期的病灶,即时代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转移到具体的生命个体中,这个转移是一个基本态度的转变,它对于中国电影非常重要。那些把历史放得远远的,而把镜头放得与人近近的,这样的影片只有《阳光灿烂的日子》和《鬼子来了》,近期这类影片是《红颜》。这种不太能被人发现的变化,就像西方现代小说的集体视角转移一样,(我指卡夫卡之于巴尔扎克意义上的转移),至少值得我们去挖掘其重要性。当然,这也许是一个“有限的重要性”,就像郁达夫的《春风沉醉的晚上》,它出现了,但作品的力量是有限的。也许这种转变在影片中还不太明晰,这也是影片主创最大的问题:距离还不够近,还不够勇敢,你已经足够轻视、蔑视历史了,为什么不彻底地偃越它?比如《铁皮鼓》中那孩子的尖叫。
我们,我是指“我们”,看这部电影时,可能很容易就陷入一种“前现代性”(刘小枫意义上的)的习惯性思维和想象中,自然就出现了这类所谓的隐喻论断,我们始终摆脱不了纠缠了中国知识分子一个多世纪的命题思维(对家国命运的关注,对民族兴衰的感悟),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们如果坐在一起,一边拉片,一边分析和比较,你就会发现,其实《颐和园》有很大的不同,这种不同,转变,对于世界电影来说,可能是个零,因为西方电影从1960年代开始就已经这样拍个体了,拍张三李四了,而不是张三李四的所处的宏大历史,但对于中国电影来说呢?从具体的生命个体开始,反过来去体察现代人所面临的精神难题,可能才刚刚开始吧。
至于“怎么做左派”,我们不能把西方的左派观念盲目嫁接和移植到中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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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祠这个破地方,现在越来越慢,它可以打包送给互联网博物馆了,你也可以进我的博客里看这篇文章。关于Summer Pala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