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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Summer Palace

旧帖置顶:前年冬天读西祠上旅美学者王卓异的文章时有感而发的一些话。我把老标题改了,这里权作对朋友们提问的回答。我不想再就这影片和关于左派的问题与任何人讨论了,拜托别再问了。关于网络,我要补充一点:西祠论坛,我每次登陆要好久,而且发言要审查超长时间,所以干脆不去了。读这文章,又想到扬米巴老师和罗展凤老师那让人操心的博客,每次打开要N久时间,blogcn堪称中国笨重、落伍的博客程序之首(其次是新浪),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人还喜欢留在那里“受虐”,卫西谛不是搬出来了么。可能最早在那里,就不愿意费事搬了?Cinepedia.cn怎么样?

西祠上出现这么一篇文章,叫《颐和园:今天,我们怎么作左派?》,后面有些跟贴,其中有张献民的,都是扬米巴惹的“祸”, 因为文章来自扬米巴多年前的一篇文章《今天,我们怎么作左派?》。

由于登陆西祠太费时费事,我贴在博客上,对于《颐和园》的政治隐喻问题,我与这位仁兄的看法完全相反。

我们先放下影片在具体的时代背景、政治背景以及文化工业背景所能产生的各种解释,不谈娄烨这个人,不谈参加不参加这个那个电影节,不说影片在此时或彼时有什么具体的效果和利益,不谈那个声明,只说电影本身,电影的表达方式。我当然不是置疑这些切入点的有效性,何况以上观察和评判作品的方式已存在了几千年。

我们只看电影。这个电影里,有很多属于历史范畴的东西,也就是说,是那些属于国家的、民族的、历史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时代的……同样,也有很多属于个体范畴的东西,也就是说,我的,你的,他的,爱情的,内心的,无意识的,青春的,冲动的……

两相比较,我喜欢《颐和园》的地方,恰恰在于如何处理两者的关系上。与第五代、第六代的代表影片相比,同样是面对这样两个范畴的选择,在《颐和园》选择了个体,而历史仅仅是背景,甚至是相当模糊的背景,远远地在后面,而站在前面的,是个体,是一个活生生的有问题的个体。它不再像第五代的作品,比如,当我们面对《活着》《霸王别姬》《蓝风筝》这些电影时,你几乎必须从“中国、历史、时代”等类似的词语开始你的陈述,而面对贾樟柯的电影,你则必须开始于这样的语体:一代人,一类人,一群人。而在《颐和园》里,我们开始于“个体”,开始于一个人,开始于你,我,她,开始于某个人的某个事。这或许还不太清晰,但确实如此,影片的重心,已经从“前现代化”问题时期的病灶,即时代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转移到具体的生命个体中,这个转移是一个基本态度的转变,它对于中国电影非常重要。那些把历史放得远远的,而把镜头放得与人近近的,这样的影片只有《阳光灿烂的日子》和《鬼子来了》,近期这类影片是《红颜》。这种不太能被人发现的变化,就像西方现代小说的集体视角转移一样,(我指卡夫卡之于巴尔扎克意义上的转移),至少值得我们去挖掘其重要性。当然,这也许是一个“有限的重要性”,就像郁达夫的《春风沉醉的晚上》,它出现了,但作品的力量是有限的。也许这种转变在影片中还不太明晰,这也是影片主创最大的问题:距离还不够近,还不够勇敢,你已经足够轻视、蔑视历史了,为什么不彻底地偃越它?比如《铁皮鼓》中那孩子的尖叫。

我们,我是指“我们”,看这部电影时,可能很容易就陷入一种“前现代性”(刘小枫意义上的)的习惯性思维和想象中,自然就出现了这类所谓的隐喻论断,我们始终摆脱不了纠缠了中国知识分子一个多世纪的命题思维(对家国命运的关注,对民族兴衰的感悟),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们如果坐在一起,一边拉片,一边分析和比较,你就会发现,其实《颐和园》有很大的不同,这种不同,转变,对于世界电影来说,可能是个零,因为西方电影从1960年代开始就已经这样拍个体了,拍张三李四了,而不是张三李四的所处的宏大历史,但对于中国电影来说呢?从具体的生命个体开始,反过来去体察现代人所面临的精神难题,可能才刚刚开始吧。

至于“怎么做左派”,我们不能把西方的左派观念盲目嫁接和移植到中国吧?

文章链接

西祠这个破地方,现在越来越慢,它可以打包送给互联网博物馆了,你也可以进我的博客里看这篇文章。关于Summer Palace

与马修·巴尼共进咖啡

收到旅法青年设计师刘险峰的请帖,他是我在法国最好的朋友之一,他女友是个大大的好法国人,我是不能去了,但希望在北京、并对马修·巴尼(Matthew Barney)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毕竟,马修·巴尼的片子不那么容易看到,这样的放映太少了。2008年1月20日下午14点30分,北京宋庄,进行时咖啡,马修·巴尼等你!(似乎买咖啡,就可以免费看)主人希望结交更多喜欢艺术和电影的朋友。 友情提示一下:如果你并不了解马修·巴尼,只想慕名而去,希望你提前做些功课。马修·巴尼的电影一般被划归为当代艺术,但使用的主要还是视听语言,所以他的影片不那么电影。单看海报,放映的应该是《悬丝》系列的第三集,应该是最好的那一集,这么说的话,只要做好心理准备,那这次宋庄之行肯定会有收获!

赤裸的波伏瓦

1月3日,法国著名周刊《新观察家》(La Nouvelle Observateur)出版了纪念法国著名女权主义领袖、作家、思想家西蒙娜·波伏瓦诞辰100周年的专题,专题名为“波伏瓦:丑闻中的女人”(Simone de Beauvoir, la scandaleuse),公布了波伏瓦生前的一些个人隐私。但问题不在于内容,而在于这期封面图片,竟然选择了1952年美国摄影师Art Shay在芝加哥拍摄的一张波伏瓦的“裸照”,一张黑白背裸照片,在照片中,波伏瓦刚刚洗浴完毕,对着镜子梳头。该照片在法国引起轩然大波,各大媒体、波伏瓦生前 好友及法国网民在媒体和网络上激烈争论。女权主义者称这种做法“无异于无耻地皮条客”。波伏瓦部分生前好友也撰文称选发该照片是不妥当的做法。
就愈演愈烈的争论,《新观察家》杂志副主编 Michel Labro不得不为杂志的行为进行辩护,他说:“Cette image illustre bien notre dossier qui montre le côté subversif, non conformiste, du personnage. Cela n’a rien de gratuit. Si on voulait faire du racolage, on ne ferait pas un dossier sur Simone de Beauvoir !……Il ne faut pas exagérer, on n’a pas fait un lifting ! On a un peu atténué les contrastes qui faisaient bizarre au niveau de ses jambes”,但我觉得,他的辩护真的很无力。读这本周刊的人,还是猎奇者居多,谁会把它看作一张具有历史意义的摄影作品呢?

该照片源自波伏瓦生前与美国共产主义者纳尔逊·艾格林(Nelson Algren)的恋情,该图片作者Art Shay是艾格林的朋友,1952年春,波伏瓦到芝加哥找艾格林,由于波伏瓦需要一个地方洗澡(不是淋浴,是盆浴),故而Art Shay为她找到一个朋友的私宅沐浴。据Art Shay讲,这不是一张偷拍的照片,当时波伏瓦自己没有关门,所以在她沐浴后,Art Shay就取出照相机,拍下了这个照片,据他回忆(此人已85岁),波伏瓦知道他在拍照并没有拒绝,还笑说他是“坏小子”。此间,Art Shay为波伏瓦和艾格林拍了很多照片,我们知道波伏瓦与艾格林有近15年的情人关系,留下许多照片。当时Art Shay没有发表这张照片,他说他后来找不到底片了,等找到底片时,波伏瓦已经逝世,无法征求她的意见了。鬼才相信。所以,这张照片于2000年第一次发表于他个人的摄影集中。显然,他的摄影集并没有《新观察家》杂志具有杀伤力。
就照片本身来说,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但事件本身,《新观察家》罪责难逃。一个有良知的媒体,不能为了追求发行量而不顾逝者的尊严,或许你在封面上选择另外一张照片,而在杂志里面发表照片,也是可以原谅的,或者该照片真的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新观察家》不是下等街头小报,而是著名时事观点周刊,这做法真让人失望。

《世界报》的评论:L’Homme qui a vu Simone de Beauvoir nue

照片在里面,本文拒绝任何转载,尤其是部分专门报道法国文娱消息的博客。

赤裸的波伏瓦

更正

特吕弗:《影评人的梦想是什么?》不是我翻译的,这件事过去在Moviegoer上更正过,再更正一遍!并就因转帖导致网上以讹传讹的事实向该文译者Goodfella兄致歉。

翻译

在网上遇到贾超二,去年路过北京时,因她忙于拍摄自己的片子而没能聚上。她问我还能不能接翻译的活了,我今年上半年要答辩,之后要回国到大学教书,需要从一种生活状态转到另一种状态,似乎没那么多精力了,只好作罢。但是,不论将来谁翻这本书,我都希望这个人要善待这个译本,因为这本书绝对是好书:雅克·朗西埃(Jacques Ranciere,台译:洪席耶)的《电影寓言》(La Fable cinématohgraphique),这书周彬曾问过,应该说是继德勒兹《电影》后又一本法国思想家写的电影书。去年路过上海,《文景》杂志的杨丽华老师还问过,“法国思想家谈电影”,是个非常不错的选题,莫兰、巴特、朗西埃、鲍德里亚绝对是首选人物。可惜,我欠下太多师友的书约和稿约,今年要一并兑现承诺呢。在翻译书方面,我是有热情的,愿意把好书翻给大家读,可做事不能一蹴而就,单凭热情一口气做完。估计回国工作,也需要一段时间适应工作环境和节奏。现在电影百科上有了生龙活虎的翻译团队,他们将来做的公益翻译工作,是我都无法想象的。我觉得媒体应该在关心互联网上那些自发做公益计划的青年人,包括免费软件开发、字幕翻译、公益小说翻译和维基写作等,这是值得鼓励的新兴文化现象,而不仅仅是前一段时间媒体炒作“字幕组”那种单纯的猎奇心理,应该是一个nouvelle vague。 当前电影图书翻译的一个问题,是翻译与选题之间是非常被动的选择关系,如果翻译对那本书的背景、人物不了解,对那些电影兴趣不足,即便书写的再好,翻译也是一个痛苦的过程,译文也不见得精彩。我对贾超二说:我现在只想翻《莱奥内访谈录》,其余的暂时都不考虑。不知为什么,《莱奥内访谈录》这么好的书,选题早就报到社里了,但迟迟没有下文。估计没有通过。台湾、香港很多电影馆也没选这本,可凭我认识的一些电影圈内外的朋友,几乎都是莱奥内的超级拥迭,影迷更是数不胜数。莱奥内,不仅仅是个畅销商业导演,他是意大利电影甚至欧洲电影中的一个特例,他的血统非常复杂,但始终不受重视,我想,莱奥内对电影导演的影响要远远大于影评人,2004年,美国《纽约时报》还有文章,提出追加他与费里尼、安东尼奥尼等导演同等地位的作者形象,2004年的《电影手册》也再做莱奥内专题,一批与我同龄的手册派年轻人,热情地评价他为第一个后现代导演。把我逼急了,我就自己译,之后放在网上做“非卖品”,让编审们汗颜一下! 所以,我羡慕周成林,《塔式日记》虽然难翻,至少是他所钟爱,他沉醉于那个过程,而且一经付梓,就是经典。据悉上海的一位热爱戈达尔的青年教师,正在翻译《戈达尔论戈达尔》,这真是让人期待!我读过那书,简直是一座山。

龙井与屁股

毛尖老师曾经写过一篇《屁股、高度孤独与帝国大厦》,介绍了3部先锋电影。文中提到了大野洋子的《屁股》,近日看到该片,发现毛尖老师文中给出的很多信息,似乎与影片实际情况有诸多不符合之处,譬如大野洋子的影片名叫《四》,指屁股在运动中将屏幕一分为四,文中说大野洋子出动了200多个屁股,但在电影中看,似乎不出40个。我猜测毛尖老师写文章时,未必真的看到过这部短片,而是根据一些资料撰写的,拍摄时可能真的用过200多个屁股,而后来出现在影片中,只不过30几个而已。或者我们说的不是一部电影?毛尖老师的文采,似乎不必我在这儿赘言,但就这篇文章来说,我觉得毛老师过于求剑走偏锋,借用实验电影来调动读者的好奇心了,并没有说出这些实验电影的价值,或教会观众如何理解先锋影像艺术。尤其是特定时期的先锋电影。 可能我这么说,有点“吹毛求疵”了。毛老师的文章和大野洋子的电影都是不错的。下面是影片《四》下载,只有56m,12岁以下网民及对该类画面有反感者请自动离开。 [download=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