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电”之“影”

看了很多媒体、杂志以及著名影评人列的新千年十佳影片、三十佳影片名单。具体大家可以到这个“十佳爱好者组群”参观游览。我也感应时代潮流,“非应邀”地列了一个自己最关注的十位新导演, 名单附后。我觉得一年列十部是有可能的,但十年列十部,必然顾此失彼。但这个工作还必须做,而且应该让那些阅片无数、用几秒钟就能看出来是不是A片的“超级鉴片员”来做。著名影评人不能等别人请你,那个时代过去了。现在是一个哪怕你扯脖子喊都没人听你说话的年代。话语被不断稀释,搅成一锅粥,作为杂志和著名影评人,你必须提供观点。否则你的存在没什么意义。

江湖没有陷落

复旦大学出版社编辑、影评人黄文杰的书《陷落的电影江湖》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3个月前,文杰来信,请我写一点评价,出于多年的神交,我同意的,但我认为他说把这篇东西作序只是客套,没想到他真的把这篇文章作序了,他的书叫《陷落的电影江湖》,如果你读了这本书就会明白,他所说的陷落,是对中国电影不断地忽视现实、远离现实的某种无奈,可我的文章却叫《江湖没有陷落》,因为我明白,只要在同龄人中始终有黄文杰这样执着地相信电影,并始终勤奋写作的人存在,这个江湖就有希望。从迷影的角度看,这个江湖远远没有陷落。

悲观主义与科幻电影

人们相信科技,相信科技会带来美好的未来。但科技一定会带来美好的未来吗? 人们如此信仰技术,因为人们相信技术会带来社会的进步,改善我们的生活。对科学技术的信仰,可能来自于马克思主义。人之所以是人而不是猴子,在于人能创造并使用工具,进行劳动,因而对工具的改造,彰显人性。其次,对科技的信仰来自科学精神成为知识的首要法则。形而上学没落的时代,实证主义推翻了形而上学,因为形而上学传统下的任何思考和判断都是不可验证的。科学取代了宗教,世俗化的市民阶层开始像信仰上帝一样把科学技术信封为神灵,这就是欧洲举办万国博览会时期的社会心态,信仰问题的症结转移到类似的问题上:在上帝身上是神性多一点,还是人性多一点,这本身就意味着科学精神对宗教的胜利,因为人们在“求证”上帝。最后,对科技的信仰来自达尔文的进化论,进化论在今天遭到了质疑,这是必然的,因为进化论是过去民主运动和科技运动的深刻信条,人们相信人类是在进化的,我们据此去推翻那些陈旧的东西,拥抱并依靠着“发展”这个概念,但怎么做才能进化呢?这在今天毫无疑问:科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于是,人开始信仰科学,相信对工具的创造中包含人性,而工具的进化则依赖科学,科学和技术因而能促进人类进步。

知识阶层的布尔乔亚化

1978年到1989年和1989年到2008年,中国在这两个时期发生了多少剧烈变化,其中最隐蔽的一个变化似乎没有被高度重视,因为:时代的话语执行人,就是这个变化的当事者。这个变化就是中国的知识阶层在1989年以后,逐渐进入了富人阶层。他们的地位与之前完全不同,从某种角度说,他们成为1989年之前自己所批评的体制的受益者。我们可以看看身边那些替草根代言人:艺术家、作家、律师、记者、学者、艺人、公共知识分子和文化官僚,哪一个还处于贫穷当中,哪一个不是现有体制的受益者。这从侧面说明了2008与1989的区别。1989之前,陈思和曾说中国的知识分子“从庙堂被驱散到广场”,成为被精神放逐的群体,在这个过程中,知识阶层产生了大量的反思,但89之后,“广场上的知识分子”成了邓小平总设计师所说的“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当年受到高等教育并掌握社会议题和文化话语的人,在20年间成了有钱人和城市中产阶级,成为20年来商业社会剧烈转型的部分受益者——尽管是相对较小的受益群体,但他们同时是资产的暴发户和文化的暴发户,在所谓“体制转型的阵痛”中,他们成为城市中逍遥的中产阶级。

与电影生活在一起

很久没有写网志,但这不意味着我很久没有想问题。当我很久没有遇到真问题时,就会感到不安。真的。 黄文杰兄寄来了他的书稿,并嘱咐为这本即将出版的书写点什么。对于还从没有独立出版过书的我来说,这有点勉为其难。我没有发言权。但我还是答应并写了一篇。我觉得黄文杰的做法与我是否独立出书没关系,他尊重我,并期待我的看法。人们不依赖世俗的文化等级来评判品味,是很难实现的。我期待一个没有权威的时代的到来,人与人是平静的欣赏关系。黄文杰的观点有许多是不避俗见的,这些观点被表达得很隐蔽,但读到那些句子时,还是让我很兴奋和不安。此外,他的勤奋和执着让我想到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选择与电影生活在一起。对于那些偶尔看看电影的人来说,这是个伪问题,但对于那些很久以来看电影、写电影,并且以后仍不断这样生活的人来说,这个问题太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