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上演之前，哈姆雷特故事已在英国和爱尔兰上演过了，哈姆雷特版本很多，杂。莎士比亚之后，也有几个版本上演。莎版哈姆雷特上演之后的5到10年里，这个剧在英国遭到了差不多《十面埋伏》在中国一样的臭批，成了经典那是后来的事。 莎士比亚是剧作家吗？不是，他是童话家，这家伙一辈子没怎么离开英伦岛，却把欧洲各地的故事拿过来编成戏，一辈子没去意大利，硬把罗密欧和朱丽叶写成全球级悲剧，这个人，其实就是在编成人童话，给成人看的童话。但它成了文学经典，就成了神话，改编莎剧，千万不能把它按神话改编，要按童话改编。 莎士比亚时代，戏剧是个啥地位？就像今天的电影，世俗而商业的，看《路易十四的情人》，那里的莫里哀像个混天桥的。莎剧中的语言，当时是很老百姓的，老百姓看不懂，或看着觉得肉麻，鸡皮疙瘩乱蹦，都不算成功的戏。 《夜宴》就是一部糊弄老百姓的电影，反正老百姓也不在乎被虎住，更不会像知识分子那样叽叽歪歪地查历史，看个热闹就算了。冯小刚最了解什么东西是虎老百姓，什么东西是不虎老百姓的，艺术家、寂寞歌手与太侍监这样词放一块能顺么？但他不管这个了，彻底把老百姓放一边去了。 人贵有自知之明，影评人，媒体和老百姓怎么说，你可以听，可以不听，但最好有自知，中国明星名人最缺乏自省和自知，给自己一个恰当的评价，自知是一种无形财富，那不是妄自菲薄，是生存智慧。 老百姓就想看成人童话，它可以是戏剧，电影，电视剧，它可以把任何东西改过来。意大利有一种西西里木偶戏，戏班子走乡窜镇，专门戏仿经典，改编经典故事，戏剧，传说，神话，无所不改，这种木偶戏无论走到哪都受到欢迎，西班牙，法国到英国，因为它不但改编，而且每到一个地方，就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和市井故事，然后把当地人物和故事改编进“经典”，当地老百姓看着特有意思，比如当地有个总督，欺压百姓，木偶戏就把总督的名字换上去，老百姓看着就觉得好笑。比如当地有一对情侣，就把他们的故事混进罗密欧和朱丽叶，老百姓看了也很容易满足。但村村演哈姆雷特，场场欲望穿越黑暗的幽谷，老百姓看着就没意思了。 《夜宴》，把演员、袁和平，叶锦添，谭盾和低能剧本的东西抛出去，哪些是冯小刚的东西？他的工作，基本上就是制片人的工作，把大家组织到一起开机就行了，所以他赚钱就算赢，片子好坏，out of question。

给《看电影》杂志写的第59届戛纳电影节综述 戛纳的棕榈榜单在客观上说明：我们正在经历世界电影的“退步年”。尽管评委们大发感慨：“好电影太多，奖项太少”，但这些即兴感慨掩饰不住《银幕》（Screen）、《法国电影》（Le Film Français）杂志上那些常年闯电影节的影评人给出的普遍低分。这种退步状态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在戛纳，几乎所有人都处于一种焦灼的期待中，虽然展赛电影的平庸化被喧嚣、敏感的政治话题覆盖，但尘埃落定，那种新旧交替时代特有的焦灼与期待又像心底没有燃烬的火焰燃烧起来。

一旦我觉得自己快完蛋时，一些东西就会自觉地被我转换成自我催眠的材料。使劲定睛一看，原来到处都是自我催眠的人。自我催眠这个东西好哎，在心里建起一个比自己的实际水平和才能好十倍的另一个自己，这个虚假的自我比任何物质的刺激都令人兴奋，持久，让白丁焕发出天才的气息。甚至整个时代，整个世界，都活在一种晚上靠做梦，白天靠催眠的生活里。 在博客这种自我催眠的工具中，最具催眠力量的是那个计数器，那个东西太具有自我暗示性了，简直让人着魔，寝室不安。博客因此会成为世上最伟大的自我催眠的发明。 催眠，就是让自己相信，相信一种在现实里，或许无论如何都不可信的东西，在现实和催眠之间，需要一个媒介，这个媒介需要最大地释放暗示，最小地破坏环境，当然也要看催眠师的技术，材料或许有限，但催眠师傅技术好的话，也能让丑小鸭过上白天鹅的日子，就像弗洛伊德，拿一块破怀表就把福尔摩斯催眠了，其实这部电影的这个情节有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弗洛伊德同志终其一生也没有承认和解决催眠的问题。 我催眠，所以我存在。

现代性蕴藏在电影中，电影最重要的属性之一。 很多学科的人士都试图从自己的分科领域进入现代性话题，且都能找到了一定的空间，说明现代性问题不仅仅是个学科问题，不是某个学科的专有题目，而是一个历史性题目。 关于现代性这个概念的讨论有一段时间了，但关于现代性实质意义的讨论则在中国差不过进行了一个世纪。什么是现代性？现代性不过是个概念，这个词汇所对应的实质内容是现代化，我们正经历一个现代化的世纪，生活在一个现代化的社会和国家，一个不惜一切代价冲向现代化的时代。

所谓话语，并不一定是写出来，话语是一种潜在的对话形态和对话姿态，话语可能存在与文字之间，日常对话之中，也可以存在于电影表达中。对话语批评的愿望由 来已久，可能与我长时间脱离话语环境有关。对话语的批评可以是建设性的，也可能是破坏性的，无论如何，话语批评指涉一种意识状态，那种时代性的，盲目的， 或者是本能的。 一 个人有了同学、同事和师承关系，有了朋友，有了利益一致的志同道合者，于是就有了圈子，有了在相对范围内的对话逻辑和利益逻辑。当话语不可避免地成为和商 品之后，话语就必然成为信息越来越不受某一政治集团和经济集团控制的权利，圈子成为知识分子的某种生存空间，很多人可以放弃社会身份，知识分子的社会身份 在逐渐失效（马尔库塞），但知识份子不但没有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中脱离共同价值，反而不肯放弃某一社群，从被动的选择变成主动寻找圈子，这是一直以来中国知 识界一个极强的特征。

法国结构主义给20世纪带来的启示不是“作为学科的哲学”，而是“作为思想的哲学”。我切身感受是，第一，20世纪的人文科学研究的形式与样态发生了变 化。学科的细分化，弱化了“作为学科的哲学”，如果各位对学科历史有所了解便不难发现，许多影响20世纪法国哲学的人文学科：语言学、人类学、符号学、人 种学、社会学、大众传播理论、精神分析学的历史都不长，包括伦理学、美学真正成为大学和科研机构里独立学科的历史都不长，这种学科的细分化主要发生在20 世纪。在这样的背景下，学科话语的划界成为20世纪的主要事实，个人观点，这是人类思想的退步，让过去的“大哲学”和现在的“哲学学科”的研究，在以职业 分工（涂尔干意义上的）的社会背景中变成了经济史（职业历史）的一部分，学科的细分化就是知识的细分化，教学与研究机构的市场化就是知识的商品化，大学的 分科设计开始从康德那代人那种纯粹的思考与研究，变成今天以培养社会就业人才为目的的社会培养机构，康德如果活在今天，将不会每天下午3点到小树林里散步 了，他必须面对现代科研机构对他进行各种考察：他的课程大纲、国家级论文数量、申报课题的多少等琐事缠身。